“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至子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太子既通，複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複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複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湣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複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官。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很明顯，政治力量成為左右一家之學是否興盛的關鍵力量。武帝當政時期，公孫弘為丞相，《公羊》之學受到推崇。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蕭望之等人地位尊崇，《穀梁》之學取代《公羊》之學的地位。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詔《五經》名儒評議《公羊》、《穀梁》同異，連類而及《五經》同異，這成為經學史上一次重要的盛會，是著名的石渠閣議奏。在這次議會中最醒目的活動，是宣帝以皇帝的身分，親自裁定經書的是非同異。這一活動使會議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也使皇帝以大家長、大宗師的身份出現，突出了皇帝作為文化最高統治者的形象。
董仲舒
明、章帝當政時期都不遺餘力地宣揚儒學。明帝在即位之初，親臨辟雍，“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場麵非常壯觀。建初四年，章帝親自主持，在白虎觀大會諸儒，考詳同異，一個月後才結束。白虎觀議奏的規模和經曆的時間，都要超過石渠閣議奏。《漢書·藝文誌》於“書類”著錄：“議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時石渠論”。於“禮類”著錄：“議奏三十八篇”，注：“石渠”。於“春秋類”著錄：“議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論”。這些議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觀所論，《後漢書·章帝紀》稱作“白虎議奏”，《儒林傳》稱作“通義”，書今存，一般稱作《白虎通》。
（二）今文經與古文經之爭
由於五經博士設置後，立於學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經，而古文經不得立。但同時今文經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發展，而古文經學者中卻出現了一些傑出的經學大師，於是產生了今古文經之爭。
今文經是用簡明流暢的隸字書寫的。古文經是用先秦六國時流行的字體書寫的。今古文經的區別不隻是字體書寫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內容、篇章多寡以及學風等方麵也有所區別。
董仲舒對確立今文經學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大一統思想，適應了當時要求中央集權的政治形勢；他的陰陽五行災異的說法，為漢家的皇權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衣。這就使他研究的春秋公羊學很受重視。但今文經學存在著很明顯的缺陷，在前進的路程上並非一帆風順。
一是說經很繁瑣，一經說到百餘萬字，少也有數十萬字，令人望而卻步。
二是迷信色彩很濃，宣揚呼風喚雨的法術，以神學迷信附會儒家經義。
這二點都限製了今文經學者的眼界與視野，日益滋長其內部陳腐。漢哀帝時，劉歆批判今文學派的儒生說：“往者輟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這指出了今文學派越來越缺乏活力與生命力，甚至一輩子也不能研究明白一經，整日咬文嚼字、目光短淺，死抱著師法，頑固不化，不肯改變。盡管今文學派日漸衰落，但他們仍堅持學官的地位，竭力打擊、限製古文經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