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看到自己的弟子一個個按照各自的特點成長起來，在不同的領域中找到了用武之地，特別是有的弟子在闡發自己創立的儒家學說方麵有著長足的進步，感到無限的欣慰。不過，孔子作為老師，即使到年老體衰之時，也沒有絲毫的懈怠情緒。他看到在自己創辦的學校裏，老的弟子不斷走出去，新的弟子不斷走進來，長江後浪推前浪，人類的知識就在這種新舊相續中得到豐富、更新、發展，心中的喜悅之情油然而生，一種崇高的責任感使他更加認真地向弟子們傳授知識和人生經驗，同時也從生氣勃勃的弟子身上、從他們卓然不凡的見識中受到啟發和鼓舞，愈發體會到教學相長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有一次，子夏問孔子，《詩》中講“甜蜜的笑容清俊可愛，美麗的雙目透徹明亮，白皙的麵龐再打扮一番更襯出華麗姿色（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指什麼呢？”孔子想了想說：“這說明作畫要在打好白底以後。”子夏由此聯想到仁與禮的關係，又問：“那麼禮也在仁之後嗎？”因為子夏理解了外表的禮儀與內在的仁德的統一，孔子聽了十分高興地說：“能啟發我的思想的人就是商（子夏）啊！現在可以和你談論《詩》了。”
看到年輕人的進步，孔子的心也變得年輕了。他相信年輕人可以超過老年人，相信將來勝過現在，期望年輕人在壯年時期就創造出令人佩服的業績。他感歎道：“年輕人是值得敬畏的，怎麼能斷定他們將來不如現在的人呢！如果到了四五十歲仍未成名，也就不足畏懼了。”孔子一方麵看到年輕人生氣勃勃、勇於進取的優點，及時給予鼓勵和表彰，另一方麵也不忽視他們幼稚、欠成熟，想問題、辦事情簡單草率等缺點，針對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時給予勸戒、指導。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顓孫師（子張）和卜商（子夏），哪一個強一些？”孔子說：“顓孫師有些過分，卜商卻有些不夠。”子貢又問：“那麼是不是顓孫師強一些呢？”孔子說：“過分了就像做不到一樣。”孔子顯然認為二者都不夠成熟，做事情還不能掌握恰到好處的火候。子夏做了莒父地方的行政長官後，向孔子請教管理行政的方法，孔子針對子夏急功近利的偏頗，告誡他說：“不要企圖很快成功，不要貪求小利。求快反而達不到目的，貪小利則更難成大事。”循循善誘的孔子，總是像春風化雨那樣，用他慈母般的情懷，滋潤著弟子們的心田，使他們在潛移默化中增長知識，提高素養，增強才幹，很快成長起來。
孔子的政治理想由於與時代潮流不盡合拍，更由於陳義高遠，不具備實行的條件，因而不為當時的當權者所接受，留下的是失敗的記錄。但是，在教育上，因為孔子順應了當時文化下移的時代潮流，掌握了教學的規律，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更因為他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傾注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感情，因而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猶如豔麗的桃李，向孔子綻開迷人的笑容，作為對他的拳拳之心的最好的回報。
四、“小子鳴鼓而攻之”
孔子回到魯國後，首先碰到的一個棘手問題是季康子要實行新的賦稅製度，正做著季氏總管的冉有一再請孔子表態，由是引發了孔子與季康子、孔子與冉有之間的衝突。
孔子一貫堅持的政治原則是“強公室，抑私門”，所以他在當上大司寇並代理執政後，就毅然冒險平毀三家大夫的城堡，結果得罪了這些權勢之家，落得丟官去職，在魯國沒有存身之地，隻得周遊列國十四年，嚐遍了人間的辛酸。隻是在得到了執政的季康子的允許後，他才結束了流浪生涯，返回故國。按理，孔子應該千方百計處理好與季氏的關係，盡量不要拂逆三家大夫的意誌。然而，孔子是個寧要原則不要官位的人，他雖然對季康子盛情邀他回國不無感激之情，但在原則問題上卻不改初衷，這就使他與三家大夫特別是與季氏難以建立融洽的關係，因而衝突就不可避免了。
魯國的稅製改革開始於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初稅畝”，辦法是廢除以前“使民以藉”的助耕法，即勞役地租的形式，改為一律按田畝征稅，稅率大約為收獲物的十分之一。魯成公元年（公元前509年）又實行“作丘甲”，即以丘（方4裏）為單位征收軍賦。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康子在前兩次改革的基礎上，準備實行新的賦稅製度，史稱“用田賦”，征收收獲物的十分之二，比原來差不多增加一倍的剝削量。
因為孔子剛剛從國外返回魯國，享受國老的待遇，具有很高的威信，季康子就讓冉求征求他的意見，目的是利用孔子對他的感激之情求得孔子對這個稅收方案的讚同。隻要孔子表示同意，季康子就可以上對哀公有個交代，下對其他臣民陳述充分理由。季康子滿以為，有了在魯國從政失敗和周遊列國十四年經驗的孔子，一定會圓滑地處理這個問題，投他的讚成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