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關點點《點點記憶》的點滴革命成功之後(1 / 3)

點點即羅點點,原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大將的小女兒,曾經寫了若幹有關羅瑞卿的回憶文字,發表於《當代》1998年第四、五期的《點點記憶》則是其中最有價值的一篇,因為它不僅僅是為父輩歌功頌德或叫屈鳴冤。

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們的樂園,“直到今天,我眼前仍會出現這樣的情景:一列開向大海的火車,風把頭發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裏”。但大海也不全是美麗:

還有一個瘦小黧黑的姑娘給我留下深刻的記憶,她姓陳,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她總是到我們浴場來是因為她當時正和在我們浴場裏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楊大哥)談戀愛。我之所以對她印象深刻,似乎因為她眼睛裏有一種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種非同尋常的膽怯、自卑和哀怨……多年以後,我終於聽到了這個淒婉的故事。原來,陳姑娘的叔叔是個劣跡累累的無恥之徒,侄女在他家不僅受夠了寄人籬下的苦處,竟然還被他很早奪去了貞操。楊大哥知道真象後,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最終沒有和陳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卻一直受到良心的譴責。後來不清楚陳姑娘的下落了,隻知道那個可惡的老男人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繼續做荒淫無恥的事,更可恨的是繼續高官穩做。

點點不知道的事,萬能的“組織”卻不會不知道,但惡棍仍然“高官穩做”,依據的隻能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邏輯。在奪權時期,當需要這位將軍衝鋒殺敵的時候,這個本來就沒有多少人性的人也許會驍勇異常。就因為有了戰功,這個無恥之徒可以一邊亂倫一邊高官厚祿。一些官員並不具備普通公民應有的品格,因為導致他們發跡的革命需要掙脫規範、衝殺無忌的人,革命成功了當然要回報他們,他們可以在功勞簿上為非作歹。問題是,一個連自己的侄女都要占有的人,怎麼會為革命工作、為人民服務呢?而在他們死後,遺體上仍要覆蓋一麵紅旗!

羅瑞卿的下台始於1965年12月8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此之前,毛、林聯盟已經形成,羅下台已是必然。點點這樣解釋這次會議: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已經被不斷升級的階級鬥爭弄成了一個階級鬥爭的大火藥桶,但它畢竟是一個掌握著國家政權、代表國家政體的嚴肅大黨。雖然這個黨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毛澤東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作為組織原則畢竟還是寫在它的章程裏。所以毛澤東還是不得不召開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的上海會議,使黨的其他主要領導人相信羅瑞卿反黨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這回事。

但這個會議談不到有什麼民主:一、事先知道會議內容的,隻有毛、林、周三人,連劉少奇都不知道;二、被整的羅一到上海就被軟禁,根本沒有權利參加會議,更談不上解釋和申辯;三、以政治局名義召開的會議,實際上卻是由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唱主角,她在會上作了三次共約十個小時的主題發言;四、盡管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都不以葉群的發言為真,卻絲毫不妨礙會議通過毛、林事先定下的結論。

黨史上有各種各樣的“擴大”會議。“擴大”使組織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確定與會者,以便把自己的意誌貫徹到會議中去。有“擴大”就有“縮小”,“縮小”就是不通知本應到會的人,“文革”期間一些紅衛兵領袖可以參加中央全會,黨代會選出來的正式中委卻無權與會。這就強化了毛的“一言堂”,他可以根據需要自由決定讓誰參加會議,收“一致通過”之效果。

“開會”還有一個功能是逮捕人,羅瑞卿是一例,此前羅本人也奉命在開會期間逮捕過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此後還有周恩來逮捕黃永勝等人,華國鋒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開會的名義。後人也許難以設想當時一些高級領導人接到開會時的複雜心態:接不到通知固是失寵;出席了會議也許永遠就與會議無緣。

羅瑞卿曾是政治局常委會的列席者,但有一陣不讓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婦的生活一直是由羅照應,“四清”運動時,邵華為了鍛煉而到農村搞“四清”,羅知道岸青要人照顧,就勸她不要去,但邵華執意要去,羅考慮再三將她安排在離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馬上回來。毛不知究裏,以為是羅主動的安排,很不高興,羅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會的資格了。

過了一段時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吳君旭護士長對毛澤東說,邵華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來的,根本不是羅總長要求她去的。這才解開了毛澤東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會了。

政治局常委會是全國最高決策會議,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被認為是最神聖、也最神秘的會議,但決定羅列席不列席的,竟然隻是毛個人的好惡。更奇怪的是,當時一位知道內情的老同誌來給羅打招呼:羅總長啊,知不知道常委會為什麼沒要你來啊?這老同誌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來也會知道,但沒有誰覺得不正常。而改變毛的印象的,不是什麼組織原則、工作要求,也不是權威人士的說情或羅本人的解釋,而是毛的護士。毛的近侍影響力之大,此是一例。

建國後政治整肅不斷,開國元勳和高層領導不斷被打入囚牢,最具諷刺意義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羅瑞卿和彭德懷被關在同一監獄,周揚與胡風一度處境相同,這使人們幾乎諒解了羅、周當年的過火行動,但這兩種人的命運其實並不一樣:

爸爸在一九七四年年初回到家裏,我們一家團聚了。彭老總則在這一年十一月因腸癌不治,逝世在三○一醫院十四病室的那間與爸爸同一個走廊的病房裏。

在黨內生活尚有一點規範時,毛整誰不整誰還有個影子、有點根據,比如彭德懷在“大躍進”問題上確實想罵人,人民永遠感謝彭德懷是真實的,但毛個人永遠不能饒恕彭也是真實的;但羅瑞卿從未反毛,毛對此也很清楚,隻是當時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羅。對毛來說,彭、羅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對手,羅則是他和林彪結盟的代價,一旦事過境遷就可以放他一馬。

“文革”期間天下大亂,幾乎所有的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許多毛的親信。但即使在混亂的環境中,對“走資派”采取什麼樣的處罰方式,開幾次批鬥會,是留在北京還是趕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廣線上還是在偏僻之地等等這類問題,毛都是有嚴格區別和掌握的,最典型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毛氏辯證法有一條原則,叫作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

黨史上被打倒的人很多,但其處境和結局很不相同。大體上說,“文革”前打倒的,在毛澤東時代基本上是萬劫不複的;而在“文革”中被炮轟的人,到七十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官複原職。

比如賀龍,1959年後賀曾是彭德懷專案組的組長,彭德懷的事情尚未了結,他自己也被捉了進去。1975年毛親自下令為賀平反,彭德懷卻隻能病死在監。這也是周揚和胡風的區別。

郭沫若文名遠播,但在上層並不受到尊重。1960年他的《蔡文姬》上演,當場一位將軍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得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點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