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世界上最善於學習的民族。他們的文明在不斷的學習中跨越式的發展著。
一、奈良時代的開端
710年，日本元明天皇將本國的都城從奈良盆地南部的藤原京（今橿原市）向北部的平城京（今奈良市）遷移，從此日本邁向了奈良時代。
（一）同周邊國家關係
8世紀左右是東亞各國相對而言比較統一的時代，各個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實行了均田製，以及由均田製轉換來的班田製、丁田製等，這樣，東亞各國先後形成了較為強大的封建中央集權國家，到8世紀中期這樣的封建中央集權國家達到了發展的頂峰。
中國曆史上最繁華的唐王朝也正在這個時期，中國與阿拉伯帝國，是這個時期亞洲各國政治、文化和經濟交流的中心。通過派遣“遣唐使”學習中國先進的文化，從而促進本國的發展，是日本整個奈良朝和平安朝前期外交政策的核心。
新羅國於675年，統一了朝鮮半島，三國鼎立的時代結束了。統一後的新羅也在中國唐代律令的影響下，將中央集權封建國家政治體製進一步完善；他們在土地製度上大力模仿唐的均田製，在本國開創並實行了丁田製；他們還向唐派日本遣唐使出大量的留學生，希望學習到真正的唐文化。此時的日本與新羅也曾多次交換使節，但是，由於日本對新羅擺出的是大國主義姿態，他們把新羅當作屬國看待，所以導致了兩國關係的惡化。
在7世紀末，靺鞨族首領大祚榮在敖東城（今中國吉林敦化縣附近）建震國。
713年，唐朝皇帝將渤海郡王的封號賜給大祚榮，從此震國變成了曆史上的渤海國。渤海國也曾數次向日本派送使節。在日本史料記載中可以看到，渤日通聘的資料是很多的，可以肯定當時兩國的交往是友好的，在這一方麵，渤海國尤為積極主動。但是，在渤日兩國的政治交往中，還是始終存在著這樣一個矛盾：日本仍要擺“上國”的姿態，希望渤海“臣服”，而渤海國則不卑不亢地堅持平等外交。
（二）同中國的關係
日本人在這段時間內，繼續孜孜不倦地學習著中國人的文化，他們想通過這種模仿與學習，使日本的國家強大起來，然而到日本平安時代時，日本差不多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已經與中國人如出一轍了。
日本奈良朝與中國唐王朝的交流學習，最主要是依靠日本的遣唐使來完成的。
史料記載，日本遣唐使早期被稱為“遣大唐大使”、“入唐使”、“西海使”，最後被正式稱作為“遣唐使”。而唐朝則對所有來華的使者統稱為“朝貢使”。
從630年到894年，日本任命遣唐使的次數，分別有18、19、20等諸說。其階段也有兩期、三期、四期等不同的劃分。從日本派遣遣唐使的目的來看，可能兩期的劃分法比較貼切。其中，前期應該是從630年至669年，一般情況下，遣唐使的隊伍由兩艘船組成，乘員大致有250人左右。這主要是日本出於政治目的而派遣的使者，日本想要解決朝鮮問題，試圖努力維持他們在朝鮮半島南部已經擁有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階段的後期是從702年至894年，這時的船隻增至4艘，乘員也超過了500人。這時期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學習大唐的先進文化，用以促進日本國家的發展和強大。
一般遣唐使團的成員包括官員和隨行人員，官員中又包括：一位大使、一至兩位副使、一至四位判官、一至四位錄事。有時還會在大使之上另外設置一位押使或執節使，他們主要負責對唐的外交、貿易和代表團的日常生活等事務。押使、執節使、大使和副使這四個職務的官員，是能否完成出使任務的關鍵，所以選任一定要謹慎。所任命的官員除了具有必備的外交才能以外，還要儀表堂堂、風度過人，另外還需對出使的國家有一定的了解，並且在禮儀方麵要有較高的修養。隨行人員中間可以有留學僧、還學僧、留學生、請益生、知乘船事、醫師、陰陽師、譯語、主神、畫師、船師、卜部、史生、射手、音聲長、音聲生、玉生、細工生、船匠、鍛生、鑄生、傔人、雜使、柁師、挾杪、水手長、水手等。
遣唐使團要代表本國的實力，所以團隊裏集中了當時日本外交、工藝、音樂、美術、學術、科技、航海等各方麵的優秀人才，這樣才能保證最大可能地完成外交使命、真正吸收先進的他國文化，從而提高出使的成功率，達到出使目的。
史載日本遣唐使赴唐的航線，主要有三條。前期日本多走北路，後期才改行南島路或南路。這裏的北路，是自漢和三國以來，早期的中日交通航線。北路是從難波、北部九州的築紫開始，途中經過壹歧、對馬島至濟州島，然後要沿著朝鮮半島西南沿岸繼續北行，最後在山東半島的登州或者萊州登陸。還可以從漢江口繼續北行，穿過鴨綠江口再西航，到達遼東半島的南端，再通過廟島列島，到達登州。此條航線雖然較長，但是多是沿海岸航行，所以比較安全。
而南島路，是指從北九州的築紫沿九州島西海岸南下，途經奄美島、琉球，越東海再直達長江口岸。南路就更加直接，從北部九州的築紫橫渡東海，就可以到達長江口岸。南島路和南路的航期看似方便，但是不沿海岸，所以海難事故相對較多，也有船隊寧願舍近求遠航行。
遣唐使團的成員全部都是出類拔萃的飽學之士，或是具有某種超群技藝的人才，他們將在唐期間學到的先進文化技術消化，融會貫通後帶回日本，對本國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甚至衣食風俗等各方麵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遣唐使除了可以掌握先進的文化技術之外，還可以為日本帶回許多唐朝的珍奇寶物，這些寶物有些現在還保存在日本奈良的正倉院。這是中日兩國古代交流的力證，遣唐使的貿易活動的確促進了當時中日兩國之間的物質交流。
（三）同新羅等國的關係
渤海國的創立者大祚榮在位期間，也努力加強與唐朝政府的交流和聯係，但是他死後，繼承者大武藝卻違背了大祚榮的願望，豈圖擺脫唐朝中央政府的約束。大武藝的弟弟大門藝，因為反對哥哥的想法，支持與唐朝政府合作而因此受到親兄的迫害，不得不逃到長安。大武藝為了對抗唐朝，還希望能牽製與唐和好的新羅，而日本此時與新羅關係十分惡劣，大武藝便試圖爭取與日本結盟。727年，大武藝派遣高仁義出使日本，希望能與日本結援。
雖然在735年，大武藝表麵上又與唐朝修複了關係。但是，渤海國與新羅的矛盾卻有深無減。為了徹底牽製新羅，渤海國又數次派遣使者赴日，豈圖聯盟。
唐朝在762年冊封渤海王的官爵，由“郡王”升格為“國王”，同時授予渤海王同新羅王同等的官職——檢校太尉。渤海國與唐朝關係的好轉，以及當時東亞國際形勢的需求，使得渤海國對日本的外交出現了轉變，由開始的政治目的轉變為經濟目的。所以後期渤海國的遣使團隊規模有所壯大。這樣的遣使赴日交易一直延續到日本平安時代。
史載，奈良時代，渤海國派遣使節出使日本共達13次。人數最多的是746年這一次，成員有1100多人，而船隻最多的是在771年，17艘船隻載325人赴日。
奈良時代，新羅國也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共有22次，而日本遣使新羅有16次。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交往雖然表麵上一直繼續，但是他們的矛盾和摩擦卻接連不斷。
在722年，新羅開始在本國京城的南部建毛伐郡城，試圖截斷“日本賊路”。731年4月，日本呱兵船300艘，直接越海入侵新羅國東部邊境，兩國於是在海上交戰。然後分別在738年、742年、743年，新羅國的三次遣日使，都在大宰府被阻。
759年，掌握大權的藤原仲麻呂，企圖用侵略朝鮮半島的美夢來滿足自己的野心，便又計劃征討新羅。6月，他令大宰計劃征討新羅府製定出征討新羅國的作戰書，9月，又命令日本各道要在三年內製造出500艘戰船以備戰爭。761年，藤原仲麻呂命美濃、武藏兩國的40名少年暗中學習新羅語，此後又在各道任命了節度使，他用心良苦地為征討新羅做著各項準備。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由於藤原仲麻呂的勢力日趨下降、民意不從等各方麵原因，最終他沒能實現征討新羅的計劃。
由於奈良時代日本和新羅兩國關係的不斷惡化，進入平安時代不久以後，日本與新羅兩國的官方往來正式中止，隨後取代的就隻是商人們的民間往來了。
二、奈良時代的政治格局
（一）藤原氏擅權
在奈良時代，以藤原氏為首的日本貴族勢力日益強盛，隨著貴族的勢力壯大，日本朝廷內部的矛盾也變得日趨複雜和尖銳。
藤原氏家族的曆史始於中臣鐮足，鐮足死前，天智天皇因其政績卓著而賜姓藤原。之後的文武天皇，下詔隻允許中臣鐮足的次子不比等繼承天皇所賜藤原之姓。
藤原氏勢力的壯大與伸張，主要是通過與天皇之間的聯姻來支持的。天武天皇就曾娶了中臣鐮足的兩個女兒，冰上和五百重娘。697年，文武天皇即天皇位，又娶了藤原不比等的長女宮子為夫人。
707年，體弱多病的文武天皇因病逝世，他的母親阿閉皇女即位，即是日本曆史上的元明天皇。元明天皇是天智天皇的女兒，草壁皇太子妃。而藤原不比等與草壁皇太子之間的交情很深厚，因此，元明天皇即位，對藤原氏的勢力有相當的幫助。元明天皇即位後不久，日本朝廷進行了人事方麵的大變動，藤原不比等馬上由大納言升任為右大臣，石上麻呂成為左大臣，穗積親王則為知太政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