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要明確規定什麼是自持和自製，那麼，這就是自己給自己立法，並以這種自己為自己頒布的法來自覺地約束自己，提高自己的自持與自製力，這便是這一原則的內涵。中庸思想之所以強調“慎獨”，因為人往往都是被一些客觀的因素和倫理法則所被動約束自己，而不能獨自一人、無他人在場監督時也自覺地遵守嚴格的律條。所以一個人不僅在公共場合、而且在獨處時都能夠服從某種倫理觀念和法律的自我約束，才是了不起的。
不難發現，大凡“守矩”，無非都是出於某一種規則或律令。由於這種規則或律令的要求，我們才決定止步不前，或接受某種自己不願接受的事實。然而，作為這些規則和律令來說，一般可分為兩類：一類便是外在的；一類則是內在的。前者是別人為自己訂立的，後者是自己為自己訂立的。古人們之所以強調“守矩”多半是出於對外在規則和律令的服從和懼怕。在現代社會中，真正的“守矩”則不是那樣，它是一種自我立法、自我約束之下的“克製自己”，是真正地由衷地出於一種自我本身的需要。
美國著名科學家、政治家和作家富蘭克林在青年時代就為自己立了十幾條規定，其中包括節製，即食不過飽，飲酒不醉，沉默寡言，儉樸等等。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的一句話：“有兩種東西，我們愈是時常反複地思索，它們就愈是給人的心靈灌注時時翻新、有加無減的讚歎和敬畏：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一代樂聖貝多芬讀到康德的這句話，情不自禁地在筆記本上寫了一句話並打上三個感歎號：“我們心中的道德法則，我們頭上的星空。康德！！！”顯然，當我們有了這樣的敬畏，能自我立法，保存心中的“道德法則”，那麼就能夠對自己更好地約束，達到“慎獨”的境界。
6．如何完善獨立的人格
簡子曰：“《詩》雲：‘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禦者且羞於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立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孟子》
歐陽修說：“君子修養品德，內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外要修飾自己的儀表。”蘇洵說：“臉髒了不忘擦洗，衣服髒了不忘清洗，這是做人起碼的常識。”按照這個常識做人，完成了自我的人格，才能被人看得起。要被人看得起，平時做人要端重，要莊嚴，要恭敬；不要輕佻，不要苟且，不要散漫。
君子不重則威。人作為萬物之靈，能超越自我，成就事業，這都要依靠自己去創建，依靠自己去奮鬥。做人如果可以深入觀察自己，喚醒自身沉睡的潛能，那麼，偉大無比的力量和奇跡將會因此而產生。喚醒潛能後，你會驚奇地發現，你和聖人沒有什麼不同，聖人和你也沒有什麼不同；你就是英雄，英雄就是你，英雄和你沒有什麼區別。不過，你要不斷完善自己的人格。
一個人一生中可能會遇到各種變化，如生活條件變化，家庭關係變化，職業變化，地位變化，或者受挫遭難，或者傷殘，但無論什麼情況，都應該保持獨立的人格，自尊自敬，自愛自重。陸象山說：“雙手攀南鬥，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這就是自尊自重。陸象山又說：“天下的事情，是每一個人的事情。”這就是自敬自愛。
為人處世力行中庸，並不排斥自尊，沒有自尊，與中庸思想隻會越來越遠。自尊是自我規矩，自我規矩才能自成方圓。自尊不是自我誇大，惟我獨尊。自誇的人狂妄，怪異，荒誕。做人要自尊，就是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在自己的心中確立這樣的信念：天地賦予我的優勢並不比別人少一分一毫，別人有的我也有，隻要自強不息，鍥而不舍，精進如斯，成功就不會少我一分。做人不能自暴自棄，以致辜負了天賦的才華，辜負了人生的美好。
孔子教導弟子們說：“對人誠敬、有禮，就不會遭到侮辱。”自尊的人，是一個自敬的人。不尊敬自己，如何尊敬別人？如何獲得自尊？程頤說：“修養須用敬。”對身體尊敬，就不會怠慢；對慷尊敬，就不會躁動；對行為尊敬，就不會放縱；對事業尊敬，就不會懶惰；對天地鬼神尊敬，就不會疏忽。尊敬也是恭敬，做人處處恭敬，就不會德不立，就不會業不成。
一個心地光明磊落的人，即使立身在黑暗世界，也像站在萬裏晴空之下一樣。一個人的欲念邪惡不端，即使生活在青天白日之下，也像被魔鬼纏身一般終日膽戰心驚。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出生於龍門。十歲以前過著耕種牧畜的生活，他的父親名談，為太史令，“掌握秘籍、職司記載。”博學天文、史事，通曉諸子學術，司馬遷從小受到良好熏陶。十歲時，隨父到長安，誦讀古人經書，由於父親工作之便，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珍貴文化曆史資料。二十歲以後，司馬遷開始周遊各地名山大川，他遊曆淮河，長江一帶，深入鄉野，探訪古跡，采集傳說，考察風土人情。他到過劉邦起兵的沛縣等地，訪問過蕭何、曹參、樊噲、滕公等人的故家，了解了他們的一些事跡，他登上會稽山，去尋找民間傳說已久的禹穴。為了勘察大舜所葬的地方，他又登上九嶷山。他考察過屈原的遺跡，參觀了孔子的“廟堂車服禮器”，瞻仰過信陵君門客侯贏曾經看過的夷門。他“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增長了不少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接近下層人民，了解了人民的疾苦，為後來寫《史記》準備了條件。司馬談死後三年，司馬遷繼續當了太史令。在他42歲時，開始了《史記》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