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著熟睡的兒子，安老師又說：“我要不在了，給兒子改個名字，改叫本分吧。讓他長大後本本分分做人，不要參與政治。在政治風暴中，咱們這些人太渺小了，比螞蟻都渺小，一捏就粉身碎骨。”
盡管媚媚作了最壞的打算，但無論如何不曾想到，安老師是以那種方式被推上斷頭台的。
那天，她一個人在家裏，緊緊地摟著還不明事理的兒子。家屬院裏死一般的寂靜。她的心靈在震顫，渾身在發抖。她記不得是怎樣熬過那個上午的。時鍾指向了十二點，她知道安老師已經被子彈擊中。她似乎也被擊中了，終於支持不住，昏了過去。
兒子的哭叫驚動了鄰居。鄰居站在門口，不敢進去。那時候，誰敢和死刑犯人的家屬接觸啊！而且媚媚的家門口，貼著造反派的最後通牒：限反革命分子三天搬出住宅，否則，將采取革命行動，一切後果由反革命分子的徒子徒孫負責。
這個鄰居悄悄找到馬立昌。馬立昌領了幾個人，將不省人事的媚媚送到了醫院，又設法將媚媚的哥哥找來。媚媚的父母已相繼去世，哥哥是她唯一的親人了。
哥哥是個沒主心骨的人，一切由嫂嫂說了算。看著躺在醫院過道長椅上的媚媚一動不動，像個死了的人。輸液吧，要交錢，嫂子不願意出。尤其是對有這麼一個死刑犯人的親戚，嫂嫂感到敗興，抬不起頭來，不想沾邊。醫院裏也亂成一團。來了一個醫生，胡亂地看了一下，就揚長而去，不管不問。嫂子主張熬著死了算了。哥哥實在於心不忍。
正在左右為難之際，有個老頭出現了。他看了看不省人事的媚媚，表示願意承擔所有的費用。但有一個條件，媚媚就歸他了。嫂嫂欣然同意，將媚媚丟給這位老頭就心安理得地走了。
老頭將媚媚轉到另一家醫院，輸了兩天液，就把她接回了他在小棗溝的家裏，在老人的精心護理下，她從死亡線上掙紮回來了。當她第一次清醒過來，發現旁邊睡著一個陌生男人，她驚呆了。她沒有力氣做任何反抗。她早已對生失去了信心。她想死，可是連死的氣力都沒有。安老師留給她的新生命在她腹中騷動。為了這個小生命，她不能死，她必須頑強地活下來。
她，一個死刑犯人的家屬，生存環境極其惡劣。她沒有工作，沒有住處，原有的房子已經被學校收回。老頭給了她和兒子一個棲身之地，一個不被人打擾的相對安靜的環境。房子雖然破舊簡陋了些，但畢竟能遮風避雨啊！老頭還能供她和兒子吃，讓她母子倆能生存下去，她還要有什麼奢求呢。她默認了和老頭的關係。
老頭無兒無女，舊社會做點小買賣。新中國快成立的時候，有了自己的一個雜貨鋪，新中國成立後被定為小業主。公私合營當了一段商店的經理，後來被莫名其妙地打成曆史“反革命”。每次“運動”一來，就被整治一番。“文革”初被街道居民拉出來鬥了幾次，後來就沒人管他了。他成了天馬行空、獨來獨往的快活人。一到晚上，他就拿上大布袋，到大街上去剝大字報，大字報一層又一層，厚厚的，一剝就是一大袋子。白天賣給收破爛的。有一次他把人家剛貼上的大字報給撕了，被造反派碰上，澆了他一身的墨汁，像隻烏鴉。媚媚一聲不響地端來水，幫他把身上洗幹淨，又把衣服洗幹淨。那衣服早已變得黑乎乎的，根本洗不幹淨了。老人就穿著這身衣服，照樣晚出早歸，繼續他的這項事業。
老人對媚媚十分體貼，很會照顧人。他從來不強迫媚媚做她不願意做的事情，更不強迫一定和她過夫妻生活。老人說，他這間土坯房，在媚媚進家之前，還從沒有一個女人光顧過。有個女人在屋子裏，他就滿足了。時間一長，媚媚感到老人是個善良人，有仁愛之心。在那個閱盡世態炎涼的歲月，遇上這麼一位好心人，也算有了寄托。她主動提出要和老人成為合法夫妻。領回結婚證的那天，老人十分興奮，特意買了一瓶老白幹，一包花生米，二兩豬頭肉，一邊喝酒，一邊端詳著媚媚，把本分抱了又抱，舉了又舉。他跳到炕上，撕開貼在牆上的舊報紙，報紙下，整整齊齊貼著幾溜十元一張的紙幣。他臉上泛著紅光，擼著沒有胡須的下頜，指著牆上的紙幣說道：“這些錢，都是你娘兒倆的，足夠你們生活到本分長大。等本分長大了，找份工作，生活就有保障了。我一個孤老頭子，花不了多少錢，等我一死，找張席子一裹，隨便扔到什麼地方就行了。你就安心在家待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