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那些由於受過良好教育、才能出眾、聰明過人、在各民族引以為驕傲的芸芸男士中脫穎而出的人便群起向民族的這一部分巾幗精英進攻。我們談到的那位丈夫要不惜一切去保衛其芳心的女人隻能在這一階層的女人中去找。
至於這些貴族女人的標準對其他社會階層是否適用，那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些女人的舉止、談吐以及思想都十分講究，她們受過得天獨厚的教育，有藝術審美觀，有感受、比較和思考的能力，待人接物溫文有禮，成為法國時下的風範，她們的標準應該也適用於其他所有民族，所有種族的女人。本書要奉獻給一位高貴的紳士，他必須獨具慧眼，能夠追隨每一階級內逐漸減弱的光線，抓住某種觀察仍能真實反映的文明。
因此，對倫理道德來說，現在去研究在這些可愛的女性當中到底有多少恪守婦道的人，難道不是很有意義的嗎？難道這不是全國性的與丈夫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嗎？
《論風雅生活意識》
隻有充分理解社會進步，才能有風雅生活的意識，因為風雅生活這種生活方式，它反映的正是那個雖然剛剛誕生卻已經很強壯的社會機體所創造的各種關係和各種最新需要。為理解風雅生活意識，並讓世人普遍接受這種意識起見，有必要在這裏考察一下革命運動產生風雅生活的複雜原因。要知道，在革命前，本沒有風雅生活。
事實上，昔日貴族過著一種悠然自得的生活，從來不與其他人往來。自然，在這群紅鞋跟當中，與如今趕時髦相對應的有所謂宮廷作風，然而宮廷作風也是到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時代才出現的。兩位意大利籍王後給法國帶來了精美的奢侈品、高雅的風度和天仙般的服飾。卡特琳娜引進了禮儀規範（參見她致查理九世的信），又在國王周圍安排了一群出類拔萃的賢人。由她創始的這番事業後來由兩位西班牙籍王後所繼承。靠著這幾位聲威顯赫的王後，法國宮廷成了摩爾人和意大利人分別創造的種種享受和禮儀的擁有者和仲裁人。
然而，直到路易十五朝，廷臣與一般貴族的區別也僅僅表現在緊身短上衣稍有優劣之分，靴口稍有大小之分，假領與頭發灑的香水有多少之分，說話用詞有新舊之分而已。講究排場，完全是個人的事，而且從來沒有占領全部生活。為服裝，為車輛馬匹，花費十萬埃居，這當然夠闊綽的，不過一輩子也就夠用了。再說，一個外省貴族，盡管可能衣冠不整，卻知道修一座漂亮的宅子。這些宅子如今令我們讚歎不已，同時也叫我們為當今人的命運感到悲傷。至於一位廷臣，華衣錦袍，體麵得很，可是連在家裏接待兩個女客都可能感到窘迫。班韋尼托·卻利尼製作的一隻鹽罐，購買時要花令國王眼紅的高價，而它們出現的地方卻經常是一張由凳子環繞的餐桌。
最後，假如我們不談物質生活而談精神生活，那麼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貴族也許會舉債，會在酒肆鬼混，會目不識丁或者笨嘴拙舌，會是個白癡、傻瓜，會出賣自己的個性，會說呆話，但是他仍不失為貴族，劊子手和法律會將他同所有的雅克大叔（勞碌人的典型）區別對待，不會把他絞死，隻會砍他的頭。我們可以把他叫作法國的civisromanus，因為高盧人作為不折不扣的奴隸，在他麵前形同草芥。
這個道理，人們把它悟透了，所以貴婦人可以當著下人的麵更衣，好像下人隻是一群牛；可以撈布爾喬亞的錢而不丟臉（參見巴裏埃爾先生最後一部作品裏德·塔拉爾公爵夫人的談話）；所以德·哀格蒙特伯爵夫人愛上一個無賴，她自己並不以為有失婦道；所以德·肖爾訥夫人斷言，一位公爵夫人對一個平民而言無所謂老少；所以若利·德·弗勒裏合乎邏輯地將兩千萬勞役大軍看作國家的小問題。
今天，你是一八○四年冊封的貴族也罷，你是一一二○年受賜的貴族也罷，反正都已經毫無意義了。我們的革命不是別的，而是討伐特權者的一場十字軍遠征。它的使命並沒有完全落空。雖然世襲特權的最後一麵破旗貴族院變成了土地寡頭，但是它休想組成一個享有權利而又專唱對台戲的貴族階級。然而，表麵上看，社會秩序由於一七八九年的運動而有所改善，實際上財產不平等造成的弊端已經借屍還魂。荒唐的封建製完蛋了，可是，不是又出現了金錢、權力和才能這三種貴族麼？它們的存在固然合法，然而民眾受到的壓迫並不因其合法而稍有減弱。民眾頭上壓著金融貴族、官僚機構以及被有才能的人當作進身階梯的報紙與法院網絡。法蘭西借恢複君主立憲政體而大肆鼓噪政治平等的謊言，它這樣做完全是在推廣惡，因為我們的民主是富人的民主。你能不承認這一點嗎？十八世紀的偉大鬥爭是第三等級與貴族、僧侶之間的一場私鬥，人民隻是充當了聰明人的走卒。因此，時至一八三○年十月，仍舊有兩種人：富人和窮人，乘車人和步行人，花錢買得安閑權利的人與垂涎於這種權利的人。社會用兩種語言說話。不過，提出的見解倒是一樣：活得快活，握有權力，這完全要靠機緣。貴族就是機緣創造出來的。如今，有才幹靠的是個人素質好，就像腰纏萬貫靠的是出身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