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是我無法忘卻的回憶，右岸是我值得緊握的璀璨年華，而中間飛快流淌的，是我年年歲歲淡淡的感傷。
——郭敬明
右岸是我值得緊握的璀璨年華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簡而言之，那時跟現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囂的權威堅持要用形容詞的最高級來形容它。說它好，是最高級的；說它不好，也是最高級的”。
人們總是在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終結後才發覺其實質。著名經濟學家王慶提出的“王慶悖論”對人類行為有深刻的洞見，人們總是不經意間忽略當下，以為這是個平凡的時代，恰恰相反，現在很可能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所以，當代人會錯解當代事。英國工業革命開始60年後，曆史學家才把它定義為“工業革命”，而英國當代人卻對人類社會如此石破天驚的大事件毫無知覺。我們也是如此，對20世紀80年代的留戀也是在其過去三十多年後才開始的事情。不是嗎？中國經濟三十多年高速增長已經實現之時，我們才發覺那是個“黃金時代”。
能否在一個時代開始時就察覺呢？這需要對重要事件的敏感性和對趨勢把握的預知性。如果說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主要包括經濟複興和文化複興兩大方麵，在我看來，經濟複興已經進入中後期，而文化複興卻剛剛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穿越到2049年，莫言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將被那時的曆史學家確定為文化複興肇始的“標誌性事件”。
經濟可以看做是硬實力，文化是軟實力。“軟實力”這個概念最早由美國著名戰略學者約瑟夫·奈在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是指一國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製度、發展模式的國際影響力與感召力。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名言：“寧可沒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沒有莎士比亞”。
作為一名經濟工作者，我感覺經濟複興盡管困難重重，但已經有較大把握了。1949年以來，特別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一千年以來首次人均收入增長，而且增長迅速。在2010年出版的《重燃中國夢想：中國經濟公元1～2049年》拙書中，我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做了預期，現在看來，還算基本符合：中國的GDP總量將在2029年超過美國，到2049年——也就是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將為美國的三倍。在這本書序言中，我被中國發展的硬實力所震撼，隨著寫作的深入，我對時代發展的整體脈絡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從1949年到2009年的60年，在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上，隻是彈指一揮間。但建國60年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無論從縱向時代定位還是橫向國際比較，都是一個“中國經濟大變局”，也是“中國夢想”從熄滅到重新點燃的過程。從縱向看，這個60年與它之前的中國漫長千餘年相比，是承繼了千年經濟輝煌；與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經濟沉淪相比，是翻天覆地的乾坤逆轉；而與它之後的一個時代相比又是如此的開天辟地。這個60年基本上完成了五千年前中國農業革命之後的又一次經濟革命，即工業革命，改變了中國從公元1年到1948年以來的人均GDP長期停滯的狀態，創造了不可估量的社會財富，並且深遠地影響著中國經濟今後的發展。從橫向看，這個60年對世界經濟也產生深遠的影響，其意義遠遠超出了亞洲的範疇。曆史上唯一在程度上可與之相比的是19世紀美國的經濟崛起。中國繼五千年前第一次經濟革命（農業革命）之後，再次點燃“中國夢想”的經濟聖火，取得罕見的經濟奇跡，產生的全球性效應還在延續，並將深刻地改變人類未來的經濟前途和命運。
硬實力和軟實力就如中華民族複興的兩個車輪：兩者不管是平排還是一前一後，總得要平衡與匹配才能走得順走得穩。2013年末，******總書記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係“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實現。而我們今天麵對的是另一個版本：軟實力未做到同步和平衡發展，跟不上硬實力。硬實力是直線上升，但軟實力要走個“U”型曲線，先下降再上升。中國人從默默無聞的觀眾到舞台中央引人矚目的角色，給外界的印象更像“土豪金”，而不是“高大上”。畢竟，中華民族被地理環境基本上隔絕了一萬年，當第一次闖入世界這個“房間”的時候，外界社會的心理是新奇和對“文明活化石”的珍惜，然而在短短的四十年裏，中國突然間變成“房間裏的大象”，外界可能會保持集體沉默與擔憂。“房間”對“大象”需要適應過程，而“大象”也需要了解“房間”。這個心理適應期會導致中國軟實力不但不隨著硬實力上升，而且會暫時下降。美國高盛公司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因提出“北京共識”而引起國際矚目的戰略分析家喬·庫·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中國形象：外國學者眼裏的中國》一書中坦率地指出：中國目前最大的“戰略威脅”在於“國家形象”的不確定、內外評價的巨大反差。他援引一些國際知名的調查機構三年來（2004～2006年）對全球十幾個國家的受訪者進行調查分析的數據，發現：在人們對中國的評價中，“難以親近”、“不可信賴”是幾乎滿分的評價，除“充滿活力”一項外，其他諸如“有創新力”、“可靠可信”等許多方麵都得分很低，並且在“其他國家如何看中國”和“中國如何看自己”之間存在巨大落差。他認為，中國國家形象的危機、聲譽資本的匱乏，不僅增加經濟改革、開放、社會穩定諸方麵的成本，更不利於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