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所有中國人血管裏的每一滴血，都混合著炎黃部落的基因。
——作者
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兩本書《文化模式》和《菊與刀》把文化模式的概念闡釋得很清楚。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寫道，“誰也不會以一種質樸原始的眼光來看世界。他看世界時，總會受到特定的習俗、風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編排。即使在哲學探索中，人們也未能超越這些陳規舊習，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會受到其特有的傳統習俗的影響”。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既不是曆史學著作，也不是社會學著作，而是人類學早期著作。本尼迪克特使用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探索，本身就是要以超越曆史的視角來整體性地把握人類文化中不變的概念和結構，對影響人類文化行為的深層結構進行挖掘。但是，我們也不能局限於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也不能限於她的故事分析法，因為當時人類學剛剛萌芽，更何況她也從來沒有去過日本。
自本尼迪克特後，人類學獲得了巨大發展。其中，人類學家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中認為，人類社會中權利與技術的歧異無法反映文化或種族上的差異，而是來自於被各種不同正回饋循環強力擴大的環境差異。《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裏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裏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是從環境地理的角度，展示一係列文化形態是如何從興盛走向衰亡的。本章就是把本尼迪克特的部落研究方法與戴蒙德的地理環境方法結合起來，用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中華文化模式的起源。
為什麼最後在萬邦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竟是炎黃聯盟，而不是黃河下遊的蚩尤部落或長江三角洲的良渚部落？中華民族文化起源於黃河流域的兩個相對獨立又相鄰的平原，即關中平原和華北平原。“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處於華北平原的黃帝部落由於要應對黃河泛濫成災的艱苦環境，必須艱苦奮鬥，鑄就了梅花精神；處於關中平原的炎帝部落由於要應對複雜多樣的生態環境來發展農業，必須創新，由此鑄就了牡丹精神。後來，炎黃部落聯盟把兩個不同部落的文化基因結合在一起了，在有文字出現的史前時代，造就了華夏族“梅花與牡丹”的獨特文化模式。與個人來說，梅花與牡丹是一種生活態度，與國家和民族來說，梅花與牡丹是一種文化和精神。
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中說，“中國一直就是中國人的，幾乎從它有文字記載的曆史的早期階段就是中國人的了”。由於文化的路徑依賴和曆史慣性，中華民族的這種具有雙重性的文化模式延續至今。
中西文化模式為什麼有區別？這個區別不是今天的區別，而是很早以前的。大約在10000年前，冰川大量融化，氣溫回升，開始了狩獵、放牧向農耕的過渡。在氣候變暖的情況下，初始地理稟賦的不同決定了中華文化與其他各個大洲發展的不同。
中國獨特的地理位置導致它相當於一個“巨型孤島”，並且具有天然抵禦外來侵略的能力，因而中華文明能源遠流長，在漫長的曆史條件下保持了自己的相對獨立性。但是，“巨型孤島”僅僅是中華文化繁衍的大環境，不是中華文化起源的“初始環境”。我借助經濟人類學的方法，發揮一個經濟學工作者善於觀察的職業特點，從黃河流域“兩個平原”的“初始環境”出發，提出中華文化模式起源新說。文化基因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而正是文化基因決定了一個民族的集體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