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不是一座孤島，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損失，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所以不要問喪鍾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
——海明威
走出國花評選的“囚徒困境”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國花的大國，但中國國花的推選在梅花和牡丹的“兩選一”上僵持不下，一拖就是三十多年。然而，形勢逼人，時代召喚。
全世界約有花卉30000種，原產於我國的花卉有10000～20000種，包括梅花、牡丹，其栽培曆史都很悠久。梅花與牡丹是中華大地孕育出的獨特品種。從民族國家興起後，中國“花”文化與審美在選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903年，清朝敕定牡丹為國花；1915年版《辭海》載“我國向以牡丹為國花”；1929年，前國民政府將梅花定為國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形成了兩次評比高潮：
第一次高潮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在對國花的討論中，蘭花、菊花、荷花等也都曾被廣泛討論，但最後都集中在梅花和牡丹上。早在1982年，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教授、花卉專家陳俊愉院士，首次發表文章倡議以梅花為中國的國花。1988年，他又主動提出以梅花、牡丹作為中國的雙國花。1994年，根據1994年全國人大八屆二次會議第0440號“關於盡快評定我國國花的建議”，農業部向全國人大提出關於盡快評定我國國花的議案，全國人大常委會責成中國花卉協會負責評選活動的具體組織實施。評選領導小組的最終意見是以牡丹為國花，其他呼聲較高的蘭、荷、菊、梅為四季名花。由於漏了梅花，引起爭議，在1995年的全國人大八屆三次會議上沒有結果。
第二次高潮發生在2005年。在當年的全國“兩會”上。來自武漢的9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出議案，“將梅花定為中國國花”。而與此同時，來自河南洛陽和山東菏澤的全國人大代表則再度提出“盡快將牡丹確定為國花”。2005年7月22日，當時62名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聯合倡議，呼籲盡快確定中國的國花，並提出將梅花、牡丹確定為“雙國花”的建議。雙國花的簽名支持者之一，中國農業科學院方智遠院士對雙國花的好處做了較好概況：“梅花是堅貞不屈的精神象征，代表精神文明；牡丹意寓富貴，代表經濟繁榮。梅花產於華南，牡丹生在華北。一南一北雙國花，既有精神文明，又有物質文明，且有利於一國兩製”。國務院參事，風景園林學家劉秀晨2009年建議，“一國兩花——梅花和牡丹”。
可以說，我國過去兩次國花評選高潮，牡丹、梅花勝過群芳，擁有前兩名的呼聲，而且梅花與牡丹的兩花支持率總和高達80%左右，其他名花支持率僅僅在20%左右，可謂“弱水三千，隻取一瓢飲”。
但國花評選活動中，“梅花派”和“牡丹派”針鋒相對，旗鼓相當、勢均力敵，又誰都無法讓對方出局。這種僵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國花評選上重複地上演著，成為經典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博弈論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某個地區最佳選擇並非國家整體的最佳選擇。但可悲的是，為某個地區的利益選擇一種花，不符合中國的整體利益，導致社會福利嚴重損失。如果“美麗中國”和“和諧世界”遲遲沒有國花點綴，不但是曆史性的遺憾，也是軟實力的悲哀。
怎麼樣解決國花評選活動的“囚徒困境”呢？從而達到“好”的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而不是“壞”的納什均衡，即“囚徒困境”。納什均衡是指這樣一種均衡：在這一均衡中，每個博弈參與人都確信，在給定其他參與人戰略決定的情況下，他選擇了最優戰略以回應對手的戰略。也就是說，所有人的戰略都是最優的。
從博弈論角度，為達到“好”的納什均衡，就必須增強“梅花派”和“牡丹派”雙方的互相信任，或雙方有一個共同的信念。這個信念就是對中華文化的自覺和認同。換句話說，解決國花評選困境出路在於不能“就花而論花”，會出現“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走出“囚徒困境”出路在於把國花與中華文化結合起來，放在中華民族文化複興和和諧世界建設的大背景下，找到文化認同，從而增加互相信任，“相忍為國”，這樣一來凝聚更廣泛的社會共識，國花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文化集體知覺不容易。所以，出現梅花與牡丹之間國花爭議的“囚徒困境”的根本原因在於文化自覺與認同還遠遠不夠。我們生活在曆史上最為豐裕的時代，但我們的文化意識卻遭遇到了曆史上最為迷茫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