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中國國歌
終將消逝的梅花精神
人類文明曆史長河波瀾壯闊，跌宕起伏，大國如流星劃過夜空，曇花一現。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一書中觀察道：“無數曆史事實表明：偉大的成就往往由最卑賤無名的部落所創造。登上地中海文化高峰的並非龐大的埃及帝國而是先前無人知曉的愛奧尼亞半島上的居民。征服輝煌的希臘城邦帝國的羅馬人，原來也是不受重視的蠻族。19世紀主宰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國家，脫胎於落後與混亂的中世紀歐洲社會，當時它們甚至無力抵禦回教徒、馬紮爾人與北歐海盜的侵略。而在西歐境內，領導西方進步潮流的往往又是那些地處邊遠而過去十分落後的國家：17世紀歐洲發展的中心在荷蘭北部諸省，該地一向貧困落後，而且長期受西班牙的統治；18世紀到19世紀初，工業革命最初在英國興起，而不是發生在當時最富貴豪華的法蘭西。到19世紀後半葉，達到帝國興盛頂點的英國卻不得不將深入進行工業革命的領袖地位轉讓於過去一直處於沉睡之中的德國與遙遠的美洲前殖民地——美國”。希臘古代曆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在總結當時希臘城邦興衰史時曾經指出：繁華都市的衰亡與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辯地說明了一個結論：好景從來不久長。
“大國崛起”曾經是舉國熱議的話題，而“大國衰落”的話題則讓人沉重，如“房間裏的大象”，傾向於集體保持沉默。
“盛世悖論”是指，由於一個國家或民族有艱苦創業的梅花精神，所以開創了牡丹時代，但由於代際間存在“布登勃洛克效應”，在牡丹時代逐漸消磨掉梅花精神。由於梅花精神的消失，這個民族或國家又陷入停滯或危機之中，盛世就不複存在了。人們孜孜以求盛世來臨，反而導致盛世的最終消亡。這有點兒很類似經濟學中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該效應指當製造業（貿易部門）生產效率迅速提高時，該部門的工資增長率也會提高，吸引服務業（非貿易部門）勞動力向製造業轉移，導致服務業勞動力短缺，這會引起服務業產品對製造業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而使總價格水平上升，引起實際彙率升值，反而削弱了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揭示一個殘酷的結果：製造業發達的結果就是製造業消失或者製造業國際轉移，“盛世悖論”帶來風水輪流轉，“不知花落誰家”的大國宿命。
春秋戰國時期，最有經濟實力統一中國的隻有楚國和秦國。兩個國家的競爭就是比誰更能保留長期艱苦奮鬥的梅花精神。據史料記載，楚國在西周初年正式立國之時，其地域僅僅有國都丹陽之間周圍的彈丸之地，直到春秋初年，楚國仍是“土不過同”（方圓百裏）的小國。西周初年時，諸侯會盟時楚君還沒有資格列席。然而，楚國早期“篳路藍縷”、勵精圖治。周昭王曾三次伐楚，後兩次都遭受慘敗。楚國成為強國後，百姓生活富裕，文化發達，“惟楚有才”，到楚莊王問鼎中原（公元前606年）。
秦國在困境中崛起。立國之初的秦人，力量極其弱小。經過200多年的浴血奮戰，秦軍逐漸由弱變強，秦國的勢力不斷向東擴展。秦穆公隻得繼續向西發展，“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得以躋身大國行列。
兩個大國命運轉折點發生在屈原時代。不光是楚懷王，楚國上下已經逐漸喪失了當年的奮發圖強的精神，發生了“布登勃洛克效應”，“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眾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
屈原的《漁夫》全文可以看做屈原與他的同代楚國人的精彩對話：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