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內省
中國大金融聯盟總負責人兼秘書長 李薑元鴻
早已習慣從一本書的跋著手，去先行感知作者在寫作時的殷殷準備與積累，以及時間付出後的切膚感受。本書作者將孫皓暉著《大秦帝國》之艱辛曆程的體悟寫入跋中，瞬間將我也帶入曾經無數日夜手捧大秦含淚不能終終的回憶中。於是乎，一覽《梅花與牡丹：中國文化模式》而盡，一種久違的動容，百感咀嚼，良久思緒。
究竟是什麼如此觸動精神？在這個文章泛濫，各種概念揮舞的輿論場，尤其是那些緊抱西方思潮的文字，是否經得起曆史的推敲？在太多的文字修飾和不健康的多元爭鳴裏，我們這個東方族群究竟丟失了什麼？當我們麵對世界民族之林，是否有感知到我們這個民族所呈現出的文明話語權的缺失？
透視我們社會的三個層麵，技術、製度及文化。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任何一種命運歸根到底都是那種文化屬性的產物。什麼樣的文化造就什麼樣的小我，國家和民族亦然，這就是規律。在佛家叫“共業”、在道家為“天道”。它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這就是靈魂的歸宿感，是人性以及民族生存沿襲的本能需要。如果沒有一個民族共同認可的文明價值標尺，任何民族都無法厘清自己的文明曆史及未來。
孫皓暉在《大秦帝國》中所堅持始終的，正是在厘清中國文明史的根基基礎上，找到了這個全民族共同的價值體係及精神綱領。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但我們是否能用一句話對世界說清楚自己國家文明的基本方麵，以及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實質呢？
縱觀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前3000年所奠定的傳統是以“統一”為軸心，以“兼愛”為天下融合準則，以“法治”為現實社會治理楷模的一種社會狀態。正如史學家錢穆先生所說：“國家本為精神的產物，每個民族在自我身份認同遭遇迷茫與惶惑的時候，追溯過去的偉大與傳統是一種近乎本能的行為。我們的民族走過了五千年，經曆了很多危亡時刻，從來沒有對自己的文明喪失過信心。但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們對自己的文明產生了自我迷失，這是最大的社會危機，是來自於自我的危機。”這或許正是《大秦帝國》喚起如此多共鳴的原因所在。國人不禁要思考，我們的文明究竟是什麼？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什麼？這個問題需要我們這一代人慎重思考！
在“梅花與牡丹”的形象感知中，她對內彰顯的是一種民族精神，可以作為一種文明價值的標尺，以此來厘清曆史並借鑒未來，這是根基；對外更是人類的一種時代精神，那該是我們這個民族精神的脊梁。大道至簡，大道相通，我們需要這種民族精神及對文明的深刻內省，以一種大勢流、全視野的角度來定位中國文化的象征。
我們正處在轉折時代，中國麵臨一係列的基本課題：如何轉變生產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如何走出人治傳統而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在信仰缺失的社會風氣中，建立一種強大而深厚的東方族群精神？如何在紛繁複雜的列強大爭中，尋求最為合宜的外交戰略？如何真正實現強國富民的偉大國策？
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我們這個民族實現意識形態的曆史性跨越，邁到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態，來重新構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民族精神。就如同我們國家的“中國夢”，她也該是具體而微的表述，她的實際內涵究竟是什麼？需要我們這個東方族群去擲地有聲的回答。在一種健康全麵、多元均衡的文明生態中求變圖存、勇於變革，本來就是中國原生文明的豐厚傳統。唯其如此，才會不斷召喚我們似乎已經缺失的某種民族精神，這樣的精神我們也許可以在姚餘棟先生的《梅花與牡丹》一書中可以找到答案。
“梅花與牡丹”，在上下五千年年的曆史長河裏演繹著國命縱橫的鏗鏘與華貴，“梅花香自苦寒來”與“牡丹的雍容華貴”立體的勾勒了國人的精神概貌。曆史抑或我們的未來，是由一個個前仆後繼的個體形象構成的，畢竟，曆史與人生的現實是荊棘的，有困苦折磨，有危難相逼，甚至於生命的考驗。跨越困難與障礙的內心堅持與知行合一，是檢驗我們人生高度的卡尺，構成了一個個小我的“梅花與牡丹”精神。她對於我們個人是一種發現心靈的內省智慧，幫助我們在這個浮躁與複雜的環境裏，正心修身、進取拚搏、堅毅勇敢。“梅花與牡丹”帶給我們個體的心靈奇跡，其實是源於一種純粹的狀態。這樣的純粹是開放與包容的。
“梅花與牡丹”，強烈而鮮明的形象印證，兩者和而不同，兩者開放包容、細膩而真實地展現著我們民族的精神根基，沒有呆板的類比，更無割裂的說教，筆者曆時4年由靈魂所激發的民族精神與具體實踐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形成宏大壯闊而又細膩真實的敘述，讀來真實、感人，本書的內涵意蘊也早已超越了文字與符號本身。作者通過文字想要彰顯的正是中華民族的整個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夠綿延相續、如大河奔湧的實質，和作為一名中華兒女的使命感。民族精神就是我們這個族群的核心價值觀，她是一種傳承精神，一種民族命運的憂患意識，一種文明進步的精神植入。這一切早已通過文字，複活了中華民族之所以有理由屹立於世界東方的“大合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