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可說全沒有製度。它所有的製度，都是根據明代，而在明代的製度裏，再加上他們許多的私心。這種私心，可說是一種‘部族政權’的私心。他們想拿一個部族來控製政府，掌握政權。這種政權，當然是私心的。”
1.曆史負資產：
九世之仇終不忘
王學泰先生在《采菊東籬下》中講了這麼個故事：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特設“陽城馬周”科以考選敢於直言的禦史（馬周為唐朝監察禦史，以敢於直諫而聞名）。此舉原本是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為博“善於納諫”的美名，不曾想一向以“戇直”聞名的江南名士杭世駿在答卷上提出：“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界。”“滿洲才俊雖多，較之漢人僅什之三四，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總督則無一人焉，何內滿而外漢乎？”
杭世駿說“滿洲才俊較之漢人僅什之三四”，這話已屬客氣，實際情況恐怕要更低。在駁無可駁的情況下，乾隆氣得“抵其卷於地者再”，並惱羞成怒地令刑部治杭世駿的罪。得旨後，刑部初擬死罪。但乾隆征詢廷臣意見時，滿朝文武，無論滿漢，都為杭世駿說情，說皇上既然下詔求言，如今怎能出爾反爾，引蛇出洞，若是殺了杭世駿，今後誰還敢說真話？乾隆聽後自覺理虧，隻好將之免官，放歸鄉裏。
杭世駿曾在博學鴻辭考試中名列一等，京中官宦爭相延納。但此次他被貶斥出京時，隻有老詩人沈德潛一人前來相送。臨行前，他送了杭世駿一首詩，其中兩句叫：“鄰翁既雨談牆築，新婦初婚議灶炊”，其大意是，宋國有個富人家的院牆被雨衝壞，兒子說得趕緊修好，不然會遭盜賊。鄰家老翁也這麼告誡他。後來富人家果然被盜。這個富人在誇耀自己兒子有先見之明的同時，卻把懷疑對象放在了鄰家老翁的身上（典出《韓非子》）。後一句則是說剛過門的新媳婦，初來乍到還沒摸清婆家的深淺呢，卻一入門就妄議婆家飯菜水平的高低。沈德潛的意思是，這種犯忌的“滿漢”話題，皇上自己說說倒也罷了，你一個新官，又是個漢人，不明就裏，妄自評議，豈不像個新嫁娘，未免有些天真了！
故事到這還沒完。卻說杭世駿回到杭州後，以教學及經商為生。22年後，乾隆南巡到杭州，曾為京官的杭世駿也去接駕。眾人當中，乾隆一眼就認出了杭世駿，於是問他現在何以為生？杭說，我現在靠賣賣廢銅爛鐵謀生。乾隆聽後，很是為他的失意感到開心，隨後便寫了“買賣廢銅爛鐵”六個大字賜給了他。後一次南巡中，乾隆又見到杭世駿，問他：“你脾氣改了嗎？”杭說：“臣老矣，不能改也。”乾隆聽後很不舒服，其冷笑一聲：“何以老而不死？”杭世駿梗著脖子說：“臣尚要歌詠太平。”這回乾隆笑不出來了，因為他明知杭世駿在故意冷諷他，但他又抓不住杭的任何把柄。
乾隆這個人，外表寬和，實則忮刻。當年也隻有杭世駿這種“不求官、不求利、不怕死”的過氣老名士敢於倚老賣老，在裝癡賣傻中向皇權挑戰，最後還弄得乾隆灰頭土臉，無計可施。對於此事，龔自珍在《杭大宗逸事狀》中另有一說：“癸巳，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麼？’大宗反舍，是夕卒。”杭世駿字“大宗”，龔自珍的記載或許輔證了乾隆確實說過“老而不死”的詛咒話語。但說杭世駿當晚就死則是誤記，因為杭世駿雖死於癸巳年（1773年），這一年乾隆並未南巡（其前一次南巡是1765年，後一次南巡是1780年）。
自命為“十全武功”，據傳還是漢人血脈的乾隆一向把“滿漢一體”掛在嘴邊。但在清朝皇帝中，他對滿漢界限的守衛最嚴。有兩例為證：一是“胡中藻案”。文字獄中，名臣鄂爾泰的侄子、廣西巡撫鄂昌在書信往來中與胡中藻稱“年兄、年弟”，此稱謂原本正常。因為鄂昌與胡中藻係同年進士。但乾隆看到書信證物後十分惱火，其厲聲斥責鄂昌，說你是旗人，是皇帝的世仆，居然和漢人稱兄道弟，真是不知羞恥。另一例是滿洲鈕鈷祿氏家族有人因喜好漢人文化而改用“郎姓”。鈕鈷祿氏在滿文中為“狼”的意思，“郎”姓即取其諧音。乾隆得知後，狠狠地奚落他們一番，說他們忘了根本，不配為滿洲人。
《左傳》中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乾隆對滿漢之界的警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滿人在人數上處於絕對劣勢而引發的一種焦慮。但反過來說，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對於這樣一個異質民族的統治，何嚐不是怨氣滿腹，甚至憤恨有加。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革命元老馮自由直截了當地提出，“中國革命的動力”不在其他而在“種族思潮”，其中又以太平天國為“種族革命”之先聲。太平天國距清末不過一個甲子的時間，但更早如康乾時期，天地會等會黨即高舉“反清複明”之旗幟，其中未嚐不帶有種族革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