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爾·福柯（1926-1984），是法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其學說跨越哲學、醫學、曆史、政治學、文學和性學等領域。他提出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對人類知識界和思想界造成強烈衝擊，是二十世紀的重要思潮之一，福柯也因此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後的思想家”。他是薩特之後最耀眼的哲學明星，是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學術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時也是一位充滿激情的寫作者和“極限體驗”的探索者。他通過對性、精神病治療史和知識-權力結構的考察，深入了文明的最深層。代表作有《性史》、《瘋癲與文明》、《規訓與懲罰》等。
人們絕對不應該對一個罪犯，哪怕他是一個叛逆或怪物，使用“非人道”的懲罰。
——福柯
何為啟蒙？
今天，當報刊向讀者提問題時，是要求讀者對大家已有定見的某個問題發表看法，但這不可能得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在18世紀，報刊更多地是問讀者還未有答案的問題。我不知道這是否更為有效果，但這更有趣。
根據這種習慣做法，《柏林月刊》在1784年12月回答了“何為啟蒙”問題。提供回答的人是康德。
文章不長，但我認為，現代哲學沒能解答而又無法擺脫的這個問題隨著此文而悄然進入思想史中。自此，現代哲學曆經兩個世紀，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在重複這個問題。從黑格爾到霍克海默或哈貝馬斯，中間經過尼采或馬克斯·韋伯，很少有哲學不曾直接或間接地碰到這同一個問題：所謂“啟蒙”的事件究竟是什麼？它至少在某方麵決定了我們是什麼，我們想的是什麼以及我們所做的是什麼。設想一下，如果《柏林月刊》今天仍然存在，它向讀者發問：“何為現代哲學？”也許，可以答曰：現代哲學，這正是試圖對兩個世紀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個問題作出回答的哲學。
讓我們稍稍對康德的這篇文章作一回顧。由於多種原因，它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
（1）當時，莫斯·門德爾鬆在兩個月前也在同一刊物上對同一問題作過回答。但康德在撰寫自己那篇文章時並不知道此文。當然，德國哲學運動與猶太文化的新發展的會合並不始於此時。距此30年前，門德爾鬆和萊辛已經處在這個交叉點上。但至那時為止，問題是使猶太文化在德國思想中占一席之地——這正是萊辛試圖在《猶太人》一文中要做的——或是找出猶太思想與德國哲學所共有的問題——這正是門德爾鬆在《論靈魂不朽談話錄》中所做的。隨著在《柏林月刊》上的這兩篇文章的發表，德國的“啟蒙”和猶太的“啟蒙”承認它們屬於同一種曆史。這兩篇文章致力於確定它們源於何種共同的發展過程。這也許是一種宣告接受共同命運的方式。我們現在知道這種共同命運導致了何種悲劇。
（2）更重要的是，康德的這篇文章在其自身和基督教傳統內部，提出了一個新問題。這當然不是哲學思想首次致力於思索自身的在場。大體上可以認為這種思索在此之前曾出現過三種主要形式：
——可以把現在想象為屬於世界的某個時期，鑒於某些特點而有別於其他時期，由於某種悲劇性事件而同其他時期分開。在柏拉圖的《政治家篇》中，對話者們承認他們屬於世界的這些革命之一，在這些革命中，世界天翻地覆，隨之造成各種各樣的消極後果；
——也可以詢問現在，以便在現在之中識別出以後發生的事件的先兆。在此，便有一種與曆史的宗教經典解釋學相類似的原則，奧古斯丁也可能舉出這類例子；
——還可把現在分析為走向新世界黎明的一個過渡點。維柯在《曆史的哲學原則》的最後一章所描繪的正是這些；他“今日”所見，正是“最完善的文明分布在大部分受君王統治的民族之中？”；還有“閃耀著無可比擬的文明之光的歐洲”，她擁有“造成人生福樂的一切財富”。
然而，康德提出啟蒙問題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既無人們所歸屬的世界時代，也無從中得到先兆的某種事件，也無大事告成的曙光。康德以幾乎完全消極的方式給啟蒙下定義，稱之為“出口”、“出路”。在其他一些作品中，康德提出一些淵源的問題，或是為曆史進程的內部合目的性下定義。但在關於“啟蒙”的那篇文章裏，問題則涉及純粹的現時性。他並不設法從總體上或從未來的終極角度來理解現在。他尋找差別：今天相對於昨天，帶來了怎樣的差別？
（3）我並不想深入到該文的細節中去，文章雖短但並不總是很明了。我僅僅想從中找出我認為重要的三四種特征，以便弄明白康德是怎樣提出現在這個哲學問題的。
康德開門見山地指出，標誌著“啟蒙”的這“出口”是一種過程，這過程使我們從“未成年”狀態中解脫出來。他所說的“未成年”是指我們的意願的某種狀態，這種狀態使我們接受某個他人的權威，以使我們可以走向使用理性的領域。康德舉了三個例子：當書本代替我們的知性時，當某個精神首領代替我們的意識時，當醫生為我們決定我們的特定食譜時（順便指出，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批評意味，盡管文章並沒有明白的表露），我們就處在“未成年”狀態。總之，“啟蒙”是由意願、權威、理性之使用這三者的原有關係的變化所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