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回頭再看看另一個偉大的人——司馬遷。
記得有位名人說過：“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當一個人站在命數的盡頭，回身看看深深淺淺的腳印的時候，如果誰能有一種過節的坦然與欣喜，那麼，恭喜你，你可以含笑九泉了。
這種功德圓滿後的百感交集，我是還沒到時候，但想象也許很少人有，但作為精神貴族的司馬遷肯定是會有的。
公元前99年的那個秋天，李陵帶著不足五千的步兵同匈奴八萬人馬進行了生死對抗。漢軍經過十多天的浴血奮戰，殺死了匈奴一萬多人，自身也傷亡慘重！因兵力懸殊，加上既無援兵相救，又無糧草補給，最終彈盡糧絕，幾乎全軍覆沒，李陵也力盡被俘，被迫投降！
當一幹人等都看著劉徹的臉色說話的時候，司馬遷沒有沉默！從良心上說，他不忍心看到忠心為國的李陵蒙受不白之冤，雖然是投降了，但是被迫的啊；從職責上講，他沒有辜負他小小官職賦予他大大的責任，他敢於開口，開口敢於講話，講話敢於講真話。
因此，他不顧後果地挺身而出，但他沒想到，這次挺身而出讓他掉入了萬劫不複的深淵，因為他被認定為替亂臣賊子辯護。
在一個文化屈從權勢的年代中，司馬遷站成了一棵孤獨的樹，是一棵孤獨地看守心靈月亮的樹，也正是這種堅韌的姿勢沒有讓我們在黑夜裏沉沉昏睡。
曆史是從來不能屈服的，司馬遷捍衛了它。
對司馬遷的一生造成重大影響的，除了“李陵事件”之外，另一件就是撰寫《史記》。
從公元前108年開始整理史料，為寫《史記》做準備，到公元前91年正式完成《史記》，司馬遷整整花了十八年時間。
十八年可以夠一個男兒再次超度成為一條好漢。
但這十八年對於司馬遷來說卻不是一個值得紀念的過程，尤其是受宮刑後的七年，對司馬遷來說，太長了。
受宮刑以後，司馬遷每次想到自己所受的奇恥大辱，就汗流浹背，渾身濕透，“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由此可見，這次人生的巨變對司馬遷的打擊是非常巨大的，它讓司馬遷的精神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到現在我都不能理解，度日如年的司馬遷心中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力量，讓他能壓抑心頭怒卷的狂濤，專心致誌地投入到《史記》的寫作中呢？是怎樣的心境讓他有“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樣的感歎。
但就是這樣，司馬遷仍然沒有把《史記》寫成一部尖銳的控訴史，他依然以他的基本客觀感動著世人。寫作成了他此時唯一的寄托。他日日不停，夜夜不息，經過十八年的癡心澆灌，他終於完成了父親臨終前的囑托，終於完成了自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心願，終於洗雪了自己所受的奇恥大辱！當司馬遷寫完最後一筆的時候，他的心中一定充滿了難以形容的喜悅！蘇軾說：“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這也可作為司馬遷的寫照吧！
論起絮叨別人家長裏短的本事，司馬遷可算是第一流的高手，這種議論當然不是居委會大媽式的風格。
在千言萬字的《史記》中，我們很少看到司馬遷對自己家事的嘮叨，他絕少提及革命家史，這是典型的“廚子家裏沒有好鍋灶”。
但寫曆史的畢竟不隻他一人，我們還是從別人的文字中看到了一個完整的司馬遷。
司馬遷他們家祖上在周朝的時候就是史官，到了他老爸司馬談那裏，又重新端上了這個飯碗，幹起了祖宗的本行。所以司馬遷是正經八百、根紅苗正的史學世家出身。
據司馬遷自己說，他小時候幹過體力活，這一說到體力活，就不得不透著那麼一股子苦大仇深。不過過去的文人倒是很愛把自個兒往勞動人民隊伍紮一下，這麼一個猛子下去，上來的時候就顯得自己倍兒樸實。說起某某大臣清廉的時候，最極致的例子就是人家吃的菜都是自己種的。
這個問題不重要，就算是體驗生活吧。司馬遷從十歲的時候就開始讀古文，接受那個時候的教育了。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恰好是漢武帝劉徹聽從董仲舒建議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主流文學就是儒學，那個時候老董的名氣不比周傑倫小。待到司馬遷家搬到京城後，學術界的大腕董仲舒成了司馬遷的導師，所以，這司馬遷的基本馬步打得是特別紮實。
司馬遷老子司馬談的收入在當時不算高，但司馬遷到了二十歲，老頭子狠心下了血本，現在的這些個愛徒步旅行的“驢友”說起來都是人家司馬遷玩剩下的。
在這次為期兩年的自費旅行裏，司馬遷每到一個地方就考察風土人情，做了大量實地采訪，這正好為日後寫《史記》打下了實踐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