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道理，”葛菲很快接話了，“其他五名受害者是在身體下落時中毒，中毒後，身體便固定到了座椅上，注射器自然會留在原處。而程雅芬不同，她是在即將起身的瞬間觸到了注射器，即使當場中毒，注射器也很可能在其起身慣性的帶動下，被帶出座椅夾縫而落到地上。”
“除了這兩個方麵，還有最重要的一點。”至此，曲皓似乎還有話要說，“通過監控視頻可以看出，牛仔裝男人活動的區域，都是監控的邊緣區，而程雅芬進入到候車室後，所坐的地方是監控中央區。也就是說，程雅芬座位處，牛仔裝男人根本沒有走近過，那座位夾縫中的注射器又是如何安放上的？另外，牛仔裝男人在淩晨四點四十三分就離開了車站，而程雅芬在淩晨四點五十一分才到達車站檢票口，這也排除了牛仔裝男人等到程雅芬選定座位後再安放注射器的可能。由此，問題出來了。程雅馨座位上的注射器是誰放的？又是何時放的？”
“從監控錄像和時間上分析，可以排除牛仔裝男人放置程雅芬座位注射器的可能性。”葛菲首先說。
“不要這麼絕對，”這時，許久沒有開口的趙鑫終於也忍不住了，“案件發生後，就有不少人判斷，牛仔裝男人之所以敢在火車站這種公用場所進行犯罪活動，雖然選擇了監控邊緣區，也很有可能經過喬裝改扮過，不是其真正麵目。有沒有一種可能，牛仔裝男人離開安檢口之後，經改裝後再次進入到潼陽站，第二次放置注射器？”
“但你們想，如果是無目的的惡性襲擊，沒有確定的侵害目標，作案者有必要再次返回候車室嗎？這種做法無疑會給作案者增加幾倍甚至幾十倍的風險。”葛菲又說。
“葛菲說得對，如果沒有特定目標，作案者返回車站的行為是非常不明智的。”曲皓附和道。
“這麼一分析，程雅芬的死就真有些怪異了。”此時，趙鑫又發表了看法，“程雅芬候車的座椅上，事先並沒有被安置注射器，牛仔裝男人也在她到達之前離開了候車室。那麼，問題出現了，令程雅芬中毒的注射器究竟是怎麼來的？”
習慣性地看了看隊友，趙鑫繼續說道，“想必，答案就隻有一個，程雅芬的注射器是在牛仔裝男人離開之後被重新放置的，且放置時間，一定是在程雅芬在座椅上候車的期間內。”
“難道說，9·26’案根本就不是一起無目的的惡性投毒事件？它的投毒目標，就是程雅芬！？”聽了趙鑫的話，葛菲禁不住說道。
“不是沒有這種可能！”趙鑫回應道，“如若不然，程雅芬座椅上的注射器又該如何解釋呢？”
“可候車室的監控錄像顯示，在程雅芬候車期間，沒有與任何可疑的人接觸過，也沒見過誰靠近過她的座椅，注射器又是如何被放置上的呢？”曲皓又提出了新的疑問。
“的確是這樣，”同樣見過監控視頻的葛菲也說道，“監控錄像顯示得很清楚，自程雅芬坐到座椅上之後，從未與任何一個人有過接觸和交流。直到K12次車開始檢票，才開始有人流從她身邊經過。但從理論上講，經過程雅芬身邊的旅客，都沒有時間和機會在她的座椅上安置注射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