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賢相李綱的75天
李綱像
古人雲：“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南宋初年的情況，似乎與之相悖。從趙構於1127年五月一日在南京應天府稱帝，直至1138年秦檜任宰相專權止，僅僅11年間，就換了13任宰相，平均每一任宰相在任不足一年，有的宰相任職甚至不足百天，就被罷免。如此頻繁的更換宰相，這在中國曆代王朝中是少見的。這不禁讓我們深思，是什麼原因導致南宋初年宰相頻頻更換，形成這樣一個如同沒有宰相的朝廷，是皇帝專權的個人意願？是宰相個人行為的紕漏？還是兼而有之？帶著這些疑問，讓我們重新回顧南宋初那段讓人辛酸、悲痛的曆史。
靖康二年（1127），在金人支持下，宋宰相張邦昌被迫建立的“大楚”傀儡政權，在金軍北歸後，張邦昌宣布退位，仍稱太宰，並迎哲宗廢後孟氏入宮，尊為元祐皇後，垂簾聽政。同時，派人尋訪康王趙構。靖康之難後，趙構成為徽欽諸子中唯一沒有被俘虜北去的親王。接到張邦昌的傳國玉璽後，於五月一日在南京應天府即位，改為建炎元年，是為高宗，孟後專政。
高宗繼位後，為維持政局的穩定，避免落下亂殺士大夫的罵名，並沒有追究張邦昌的僭越行為，仍任命他為宰相。但在高宗內心，對張邦昌極度不滿。
高宗繼位初，麵臨著一副爛攤子。金人雖退，但隨時都可能南下，山河破碎，亂世英雄四起，朝中既無謀臣，又無良將。加之繼位時自己的聲望並不高，繼位得不到充分的承認。因此，迫於形勢的需要，他急需一位“天人人望所歸”的良臣入相。因此，繼位不到一個月，他就命當時主戰派聲望頗高、深得民心的李綱為右相；並任命自己信任的左右手黃潛善兼禦營使，汪伯彥為同知樞密院兼副禦營使。
李綱一上任，就不依不饒地彈劾了左相張邦昌“僭越行為為公議所不容”。早已對張邦昌心存不滿的高宗，正好以此為由，將他踢出朝局，除去眼中釘。剛入相的李綱，極為配合皇帝的需求，成為其思想的代言人。他針對高宗繼承的合理性問題，提出了用權勢來借神靈行人事收買人心的方法，利用民間香火極盛的崔府神君的神力虛構了“泥馬渡康王”的故事，來說明高宗的皇位是天命所歸的。
但在與金是戰是和的問題上，李綱與高宗產生了分岐。高宗害怕主戰給自己帶來麻煩。一個在思想和行為上不能與皇帝保持一致的宰相，注定要在這場權力場遊戲中出局。入秋，金人以張邦昌被殺為由現次攻宋，主降派和主戰派再次出現了分岐，主降派的黃、汪主張南逃，遷都揚州，而李綱主張堅守中原、穩定局勢。高宗內心很矛盾，雖不甘心屈居東南，做個南朝霸主，又害怕重蹈徽欽被俘的覆轍。因此，聖旨朝令夕改，李綱就以高宗“獨留中原”承諾極力反對高宗“巡幸東南”的手詔，招致了高宗的憎惡。八月，李綱升為左相，黃潛善替補右相，汪伯彥進知樞密院事，對李綱形成子鉗製之勢。由於黃、汪主降派的破壞，葬送了兩河抗金的大好形式，加之一些小人乘機讒言，李綱被罷相貶往外地，從此再未入朝大用過。一代傑出的宰相，就這樣犧牲在皇權和主降派的旋渦中。
李綱任相僅有75天，他的罷相，激起了正義人士的憤慨。太學生陳東自備棺木，舍身成仁，要求請留李綱，並責問高宗“他日欽宗歸來，不知何以自處”。另一布衣歐陽澈，也指責高宗沉溺女色。他們所言，句句不合高宗心意。對其繼位合法性和縱情聲色的揭露，正好觸到了趙構的禁忌。高宗不惜時違背太祖誓言“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將二人斬殺於應天府東市。
李綱被罷後，他所規劃的軍政措施全部作廢，金軍步步緊逼，中原大亂。高宗逃往煙花繁華的揚州作為“行在”。歲末，任黃、汪分別為左右宰相，說“潛善做左相，伯彥為右相，朕還怕國事辦不好嗎？”從此，自己流連中行宮中尋歡作樂。建炎三年三月，金軍大舉南侵，直攻入揚州，軍民死傷無數，高宗也狼狽地逃竄到了杭州。朝野上下，對奸臣黃、潛十分不滿。他們自擔任宰相以來，把持朝政，殘害忠良，正是他們一心求和而不修裝備，才導致了金軍的南下和宗室的四處逃亡。高宗對他們倆不能早日防範，讓自己吃足了苦頭所不滿，迫於朝朝下下的壓力，不得已罷免他們，任命朱勝非為右相。黃、汪本是庸才，但他們瑞磨高宗心理，想其所想，做其所做，思想和行為緊跟高宗的步伐，得到了他的充分信任。但皇帝必竟是一國之君，盡管黃、汪的行為也隻不過是高示思想的執行者，但沒有人敢指責君主的錯誤，黃、汪最後也不免淪為高宗的替罪羔羊。
在逃往杭州途中和到杭州後，高宗手下的宦官康覆作威作福，肆無忌憚、橫征暴斂、頤指氣使，引起官民強烈不滿。在罷免黃、汪後，昏庸的高宗反而升主張逃跑的王淵為樞密使，主持軍事。王淵是個膽小貪鄙的庸才，靠巴結宦官康覆爬上來的。他一向庸碌無為，毫無威望，甚至逃跑時為逃避責任冤殺部下抵罪，使得大臣們對他憤恨不已，這次王淵無顯功卻驟遷要職，將領們十分不滿。尤以苗傅和劉正彥為最，苗傅自負世代為將，不願久居人下；劉正彥則是數次獲得大功，卻沒有任何賞賜，因此，兩人對王淵的升遷更是憤恨不平。他們聽說王淵此次升遷與宦官相勾結的結果，便決定密謀政變，先斬王淵，再殺宦官。三月，苗、劉在杭州發動政變，誅殺王淵、康覆。交脅迫高宗禪位給三歲的皇子，由隆裕太後垂簾聽政。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苗劉之變”。政變發生後，正在江寧的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頣浩和禮部侍郎張浚聯絡武將韓世宗、劉光世等起兵勤王。四月一日，苗、劉在韓世宗的軍事壓力下，被迫恢複高宗的帝位，率眾出逃，一個月後，被韓世宗抓獲，不久被處死。高宗恢複帝位後，將朱勝非罷相，任命呂頤浩為右相，張浚為知樞密院事。在“功劉之變”過程中，宰相朱勝在與叛將虛與委蛇，緩解事態，爭取時間上起著一定的作用。但他即末能保駕，在與苗、劉對峙中也末能勸服敵人，避免高宗的退位，並見證了整個政變的過程，這對擁有至高無上的皇權來說是顏麵無存的。在政變過程中，呂相考慮過與政變者打過交道，政變平定後是不適合在追隨高宗左右的，自請罷相。
七月，高宗升杭州為臨安府，打算將臨安作為臨時的安樂窩。這月，金軍以兀術為統帥，分四路大舉南侵，兀術親率主力追擊南宋小朝廷。高宗一方麵遣使赴敵營乞和，國書極盡奴顏婢膝之能事，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帳元帥前”降格改稱為“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但兀術此次南侵，宋高宗勢在必得，完全不理會高宗的搖尾乞憐，一舉突破了結核長江防線，占領建康，直撲臨安。十月，高宗逃往越州、明州。十二月，接受宰相呂頤浩的建議“即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入海避敵。兀術於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後，隨即乘船入海準備追獲高宗，途中因遇風暴，被宋軍水師擊退，退回明州。南下金軍由於戰線過長，後方空虛，因此，在完成“搜山檢海”的預定目標後，開始北撤。一路上縱火焚城，擄掠奸淫，明州、臨安、平江府數日煙焰不絕。三月，金軍行至鎮江焦山寺附近的滿麵時，遇到韓世宗所率水師的攔截，其妻梁氏親自擊鼓助戰，將金軍逼入黃天蕩，以8千人托住金軍10萬大軍40多天，取得了黃天蕩大捷。同時，嶽飛的率的嶽家軍打敗了兀術的陸上部隊，收複了建康。從此，金軍不敢南渡。
宋高宗一行在三月間得知金軍北退的消息後，從溫州北方，四月初到達了越州，結束了5個多月的海上逃亡生活。當韓世宗、嶽飛阻擊金軍於鎮江、建康屢屢獲勝之際，宰相呂頣浩主張高宗應北上鼓舞宋民土氣。高宗隨後下詔親征。但抗金並非高宗的本意，在全國抗金浪潮下不得不答應親征，高宗隻想以抗金所取的勝利做為談判砝碼。此時的呂宰相在這一關鍵問題上與高宗越走越遠。此時，趙鼎乘機攻擊呂頤浩的親征之策“敵騎起襲我之計，能保其必勝乎？”實際上是指親征是輕舉妄動，呂頤浩也因此舉違於眾論而被罷相。親征之事也不了了知。五月，範宗尹被任命為右相，趙鼎也被升任為簽書樞密院事成為執政官。從趙趙鼎的罷免我們可以看到，宰相是為皇帝服務的，一旦與皇帝的政見不合，即使像呂相這樣在“苗劉政變”中擁護高宗的有功大臣，也避免不了下台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