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又接到一個命令，讓他們保留一些特殊種類的資料，但是太晚了，所有的東西都隨著煙霧一去不複返了。因為誰也不知道美國人會怎樣處置被征服的日本人，所以當時全日本有很多人都把他們的記錄燒毀了，也不管美國人會不會尋找犯罪的證據或者什麼別的東西。
報社燒掉了照片文檔，一些公司毀掉了記錄資料，其實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還有一些人把家裏的重要文件和記錄埋到花園裏。
盛田昭夫所在的部隊還接到命令，要破壞所有的重要機器，但是盛田昭夫他們沒有任何特殊的機器，他們甚至連武器也沒有。最後一個命令是授權給盛田昭夫本人的：將工作人員遣散回家。
這正是盛田昭夫在等待的命令，但是說得容易做起來卻很困難。缺少車輛來運送普通的工人，這些人的家分散得很廣，搬到離原來的地方很遠的遣散區去了。盛田昭夫必須計劃好，怎樣才能使這些人很快起程。
盛田昭夫他們意識到辦公室家具和實驗室設備是有價值的，在物資緊缺年代甚至比錢更加有用。他們已經接到命令要把這些東西毀掉。在一些部隊裏，有人把這些財產拿回家，到黑市上變賣。
從這些謀取私利的人身上，盛田昭夫他們得到啟發，他們與當地最大的卡車運輸公司洽談，把用於試驗的蓄電池給他們，他們把盛田昭夫等人的行李送回家。那家公司的卡車急需配備蓄電池，所以他們樂於交換。盛田昭夫他們又加上了一些辦公室的設備、櫃子和辦公桌。
火車站站長也很高興地要了一些舊家具，作為交換，他為盛田昭夫他們中的非軍方人員提供了大部分的直達火車票和行李運輸。
盛田昭夫先將高中學生和年輕的婦女送回家。有謠言說，海軍軍官會被定為戰爭罪犯，非軍方人員可能被逮捕。盛田昭夫認為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邏輯，因為他們幾乎沒有與美國人交戰。但是這種恐懼在混亂的局勢下是很典型的。
從安全方麵著想，盛田昭夫相信最好還是讓他們的人趕快回家。
盛田昭夫他們完全不知道美國軍隊會有什麼行為，所有婦女們還是先回家去。戰爭中缺乏工程人員，他們部隊來了一批高中理科三年級的學生，他們大約隻有20歲。
盛田昭夫也想先把這批孩子送回家。但是其中有兩個已經無家可歸，因為他們的父母住在朝鮮或是滿洲，所以盛田昭夫隻好讓他們暫時到自己家去。
所有的姑娘和小夥子都被送回家了，再也沒有什麼事情要做的了。他們有一架望遠鏡，可以觀看到那些美國軍艦源源不斷地開進相模灣來，他們準備去東京灣參加在美國軍艦密蘇裏號上舉行的投降文件簽署儀式。仿佛整個美國海軍都湧入了他們麵前的這個海灣。
盛田昭夫很想離開。最後時機終於來到，他乘第一趟火車趕回家去。這次團聚的人真多，因為他的兩個弟弟幾乎也在同一時間回到家中。他們弟兄三個都活下來了，而且沒有受傷，父親和母親都非常高興。他們都盡到了自己的職責，又安全地回到家裏。
戰爭時期，軍方利用了日本人執著的性格，他們總是用自願的方式發起運動，就像在盛田昭夫的弟弟他們班上那樣。很多熱血青年在這種氛圍中都自願參加。雖然當年很多神風敢死隊員由於沒能參加最後的拚命而十分沮喪，但後來他們都很慶幸那時失去了機會而留下了性命。
戰後，天皇作為國家的象征在全國各地巡視，對國民發表演講。他改變了以往神的形象，像一個令人尊敬的父親，日本人開始恢複正常的平靜心情。對於很多人來說，現在戰爭已經結束了，仿佛遭受了一場巨大的自然災害。
在大阪、名古屋和東京這些城市的市區隻剩下了一些堅固的混凝土或石材建築物。B-29轟炸機群扔下了雨點似的大量燃燒彈，脆弱的、用木料和紙做成的房屋、商店、工廠像火絨一樣被燒得一幹二淨。穿過居民區的防火道本來是為了用來限製損失區域，但是在風的作用下餘燼亂飛，所以也就不起作用了。
在東京，戰前700萬人口中的一小半在轟炸開始之後還留在城裏。大約400萬人已經遷到鄉下或者其他小城鎮去了。這場災難比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更加嚴重，但是大火引起的損失是一樣的，所以有些東京人在他們的一生中親眼目睹了這座城市被毀滅了兩次。
東京城裏隻有10％的電車在運行。公共汽車也隻剩60輛還可以開，再加上一小部分別的轎車和卡車。液體燃料用完後，這些車的大部分都改成了燒焦炭和木柴。
疾病蔓延，結核率在一些地區高達22%。醫院裏什麼都缺，甚至沒有繃帶、藥棉和消毒劑。商店裏的貨架上空空如也，或者放著一些賣不出去的廢物，像什麼提琴弓和沒有網子的球拍等。一些劇院和電影院還開著門，放映電影，人們沒有事情可幹，也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他們擠到這裏來尋求幾個小時的開心。
盛田家算是幸運的，在戰爭中沒有死一個人，名古屋的公司辦公室和工廠也沒有受到破壞，甚至家裏的房子在轟炸中也沒有遭受大的損失。全家團聚，大家鬆了一口氣之後不久，他們開始議論今後的打算，盛田昭夫是家裏的長子，所以全家對他的打算特別重視。
盛田昭夫父親的身體依然很健康，而且仍在擔負著公司的業務，這樣的情況下其實並不需要盛田昭夫留在盛田公司裏。在戰爭期間，公司繼續營運，生產幹粉豆醬和酒精，所以公司的業務從未中斷。
盛田昭夫在家時提出過一些建議，對工廠進行改善，但也並不直接需要他留在廠裏。父親身邊有足夠的管理和業務人員。另外，盛田昭夫還隻有24歲，所以每個人都同意，盛田昭夫目前還不需要到公司裏來。
在家的最初幾個星期裏，盛田昭夫接到了一位教授的一封信，他就是那位在高等學校裏曾給過盛田昭夫良好教益的物理老師。
在信中他告訴盛田昭夫，他已經到了東京工業大學物理係，正在幫助創立一個特別的學校，專門招收那些因為戰爭而中斷了學業的理科學生。他現在的問題是缺少教師，他急切地希望盛田昭夫能夠去他那裏當教師。
盛田昭夫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因為這樣一來他可以繼續搞物理，還可以到東京去。既然海軍和日本的全部軍事編製都已經廢除了，盛田昭夫希望在那裏可以找到其他的有興趣的工作。
父母親都同意他去教書，幸運的是當他還在家時，他試著與井深大保持聯係，就是那位和他一起搞過研究項目的傑出工程師。當時井深大在東京開了一家新的實驗室。
盛田昭夫到東京去接受了教書的工作。東京城西一帶在轟炸中遭到的毀壞比市中心要少一些，盛田昭夫在城西的一個朋友家中安頓下來後就連忙趕去看井深大。井深大的新公司總部在一個破亂不堪的百貨店裏，看上去令人傷心。但是井深大的臉上卻熱情洋溢，在沒人知道自己命運的這種時候，他和他的雇員們為有工作可幹而感到高興。
因為盛田昭夫知道井深大難以支付工資，所以他提出一個想法，他可以一邊教書一邊在他的公司裏幹活。這樣井深大就不必付給他太多的錢，盛田昭夫還可以從教書中得到一份工資，雙方都可以過得去。
井深大和盛田昭夫長時間地交談，商量如何開辦他們自己的公司，其實他們從第一次見麵後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1946年3月他們最後決定，一旦完成全部細節後，他們就來辦這件事。
就這樣，盛田昭夫一邊在大學裏當老師，一邊在井深大這裏當研究員，計劃成立他們自己的公司。他們兩人都清楚，在正式成立他們自己的公司之前還有一個微妙的問題必須加以考慮，那就是盛田昭夫對自己的家庭所承擔的義務。
盛田昭夫在回憶與井深大的關係時說，戰爭期間的最後幾個月裏我一直與井深大保持著聯係。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他越來越難得到我們的工作站來了，因為他已經把他的工廠轉移到長野縣去了，在東京的西北邊，坐火車要幾個小時，當時他在東京的工廠和實驗室周圍還有很多小工廠，正好是轟炸的目標區域。他到我們的逗子實驗室來參加過幾次會議，我也去過長野的蘋果園，他的新工廠就坐落在那裏。有一天在長野，盛田昭夫開始與井深大談起我們戰後的打算，因為我們兩個人都從短波廣播中意識到戰爭肯定是會失敗的。
這時，井深大還有其他的內部消息。他的嶽父是前田多門，他是近衛文麻呂殿下的得力股肱。近衛曾多次出任總理大臣，反對軍閥派係，然而他們最後還是在政府中占了上風，使日本陷入戰爭。前田後來被選為日本戰後的第一任文部大臣。但在半年後的一次清洗中，因與戰時政府有牽連而被迫辭職。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前田在東京的家遭到轟炸後搬到了休養勝地輕井澤，離長野並不遠。井深大經常去那裏拜訪他。從與前田的談話中，他了解到了很多外交與軍事上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