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南北路
一
江南的春天，總是喧鬧而嫵媚。這嫵媚之處的種種，已為曆代文人寫盡。春風楊柳、舞榭亭台、絲竹歡宴，如駢體驪歌的散文。具有紙醉的性質。春天在吉安，卻是蒼茫和寂靜的。蒼茫裏，有一分質樸、古澹和剛健；寂靜中，有杜鵑啼血的喑啞、無告和悲涼。
富田的春天，時序的腳步似乎來得更早些。當長江以北正享受春陽的溫馨時，這裏大約快入夏了。高聳錯雜的樟樹、絲柏，連綿無序的祠堂，黃塵飛揚的村路，籬笆歪斜、蓬勃但雜亂的作物，晾衣篙上短褐穿結的舊裳，是可以見到的尋常景象。村民們，喜歡挽腿赤腳（露出紫紅色的踝骨），立於道旁，肩挑手提，麵相古樸，神色憂慮而冷靜，仿佛山裏打遊擊的戰士。
明代《吉安府誌》說：“廬陵縣古稱大邑”，“俗尚儒學，敬老尊賢，豪傑之士喜賓客，重然諾，輕貨財”。“文章節義”曆來被概括為吉安的精神氣質。
又一年清明，我和朋友去拜謁文墓。文墓在富田東南二十裏的鶩湖大坑虎形山，坐東向西，左右兩山，山下一條清流。墓地是文天祥年輕時遊玩到此看中的。墓穴左右兩側小山如虎足伸於前方，墳墓所在的虎頭高昂，墓塚建在虎的鼻尖，有一種威武之氣。據說此處風水甚佳。
法國作家加繆寫過一篇散文《反與正》：一個獨身女人利用姐姐留下的遺產給自己挖了個墓，並常常去察看和走進墓穴體驗（這是她唯一的外出和僅有的消遣）。這則短文當時給我極大震撼——一個女人靜觀，而另一個人在挖墓，加繆從中看到一種深刻的荒謬性。文天祥當年和鄧光薦——他也是《文丞相傳》和《文天祥墓誌銘》的作者，到此遊玩，年紀輕輕就選定墓地，在過去不算稀奇。這兩個故事有相似處，然而又大不同。加繆冷峻的筆下拷問存在的荒謬，文天祥則不乏道家返歸自然的本真和澄淨。
那天從吉安城出發時，豔陽高照，快到墓地，天色忽然一變，一陣驟雨突至，雨水“噗噗”地濺起泥地上的灰塵，一種悲意似乎也蕩漾開來。文山小學的師生早已列隊如儀——給文公掃墓，是每年清明固定的儀式。這一小小的舉動飽含著很大的敬意。當幼稚的童聲整齊地誦讀《正氣歌》時，有一種異乎尋常的神聖感和寂靜感，此時此景，讓人無法不感動。
春夏之交，已顯示悶熱的跡象。入夜。窗外市聲不絕於耳，如同河麵上的波浪，飄遠又送近。不眠中，翻看《文山詩選注》（青原區人大肖韶光先生贈，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夜色和市聲漸漸在詩句中消融，眼前出現一條模糊的古道。
據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年編修的《文氏通譜》和同治五年（1866年）編修的《富田文氏族譜》記載，文天祥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五代時期的文時。文時字春元，成都人，為西漢景帝時蜀郡太守文翁的後裔，時帶兵打仗鎮守江西，娶吉州永新一位通判女兒為妻。後晉石敬瑭攻滅後唐，文時不願歸附，便在丈人家——永新北鄉錢市坑東上陂，過起了隱居生活。文時下傳第八世叫正中，因愛富田山水明秀，從廬陵縣永和鎮遷居順化鄉富田寨。正中再往下傳第五代，便到文天祥父親文儀這一輩。文儀是個地主，終生不仕，人稱“有德君子”。他好藏書，喜歡竹，將書房叫做“竹居”。宋代刻版印書流行，廬陵、臨川一帶更是刻書業發達。文時的書房“竹居”藏書如山，經史子集，天文、地理、兵戰、醫卜（文天祥自幼好風水術），應有盡有。文天祥是家中長子，自幼受到器重。文時管教甚嚴，每晚燈前日課，“小失睡，即示顏色。雖盛寒暑，不縱檢束”。到20歲，文時送他到白鷺洲書院師從歐陽守道。文天祥這樣評價老師，“先生之學，如布帛菽栗，求為有益於世用，而不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守道先生治學之實，對文天祥影響甚大。
一年後，文天祥高中狀元。大弟文璧也榜上有名。三弟文霆若不是一月份病亡，一門三進士是完全可能的。
殿試那天，文天祥帶病上陣，卻早早交卷，足見他胸有成竹、下筆有神。
據《宋史·文天祥傳》，宋理宗在集英殿召見進士，文天祥第一個出場。在皇帝和眾人眼中，文天祥“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這個一表人才的進士無疑增加了皇帝的好感。此前他的卷子列為第七名，待宋理宗親自閱覽後，欽點為狀元。拆開試卷，見名字“文天祥”，皇帝心情大好，認為是天降祥瑞之意。宋瑞之名遂不脛而走。
文天祥中狀元第四天就傳來父親病亡的消息。老先生不知是因為承受不了這份巨大的喜悅，還是本就病入膏肓努力支撐到捷報傳來才安心瞑目，也是不可知的。未曾授予官位，文天祥便匆匆回鄉“丁憂”。丁憂期滿後，有人勸他寫信給宰相，謀個職位，被他拒絕了。趨炎附勢，不符合他的性格。
文天祥處的時代，並不像他的名字一般祥和，而是充滿著危機、殺戮和屈辱。當時朝綱敗壞，可謂深矣。作為末世帝王，上天也沒有賦予理宗力挽狂瀾的能力，相反，在寵臣董宋臣的蠱惑和慫恿下，理宗皇帝沉迷酒色不能自已。時局的危機，無不使一個正直的士大夫感到痛心。1258年，成吉思汗兵分三路，攻打南宋。握有大權的董宋臣給理宗遷都寧波的下策，貪生怕死，這是亡國奴最直接的反映。文天祥憂心忡忡，以進士身份給皇帝上了第一份奏疏《已未上皇帝書》。提出數項救亡圖存的主張，希望皇帝能“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
結果並不如願。皇帝不忍對親信下手，證明他非勵誌圖強之輩。董宋臣隻是遭貶職而已。三年後，卻又被皇帝起用，任內侍省押班、兼主管太廟、並主管景獻太子府事。當時文天祥正出任著作佐郎，主管編修國史以及編訂曆法。而董宋臣則成為他頂頭上司。文天祥再次上疏，不允，因恥於和董共事，請求外調，出任筠州（江西高安）知州。
高安地處江西中部。此前曾有三位賢達在此為官。一是北宋餘靖，因敢諫而與歐陽修、王素、蔡襄齊名。為範仲淹貶饒州抱不平，而落職監筠州酒稅；二為蘇軾弟弟蘇轍。因蘇軾作詩“謗訕朝廷”罪被捕入獄，他上書受牽連被貶，監筠州鹽酒稅；三是同為吉州吉水人楊萬裏，因力爭張浚當配享廟祀事，指斥洪邁“指鹿為馬”，而降職出知筠州。這三公，都是文天祥敬仰的人物。他在任上，修複“三賢堂”，並時時來參拜，以示向三公看齊。
二
富田在吉安西部，這裏沒有名勝大川，但不缺乏茂盛的樹木竹子，也不乏精致的小橋流水，遠處的青山連綿成片，近處的田野，水稻起伏，鷗鷺飛翔。農家的炊煙和牧童的短笛，昭示著一種閑適的村居景象。被人稱作文山先生的文天祥，隱居於家鄉的僻壤之地。此前，他改任贛州知州。書上記載他，多用義理，少用刑法，很得人心。卻意外地被小人以不守孝道為名彈劾。這莫須有的指責，讓他在仕途遭受第一次挫折。他辭官回到家鄉，效仿先祖文時，歸隱田園，以文山為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