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儒釋之間
一
吉安市河東，距城20餘裏，有一古刹淨居寺，端居在青原山。吉水人楊萬裏，曾自豪地誇耀該山，為“山川第一江西景”。我在日本電影《感官新世界》中，看到男女主人公在平原上分手，背景是隱隱的富士山，周圍田野平曠，寺院聳立，河川靜流，主人公在雨中握著油紙傘，穿著木屐——黑白畫麵，給人怦然心跳的的憂傷和感動。我想，過去的吉安，也是這樣的寧靜和文氣，有著電影裏相似的畫麵：樓閣素樸靜雅，寺廟林立，平原種著稻黍，贛江蜿蜒沉靜，充滿宗教感和別離感的情緒時時湧上酒肆茶樓飲者和歌者的心頭。在禪宗興盛的唐宋，這裏的人更能深刻地體會到一種生老病死、苦集滅道的諦悟，一種虛幻的無常的美的悲傷。
從市中心的河岸往東南眺望，青原山曆曆在目。唐代“一江兩湖”（江西、湖南、湖北）叢林寺發達。行腳僧中有句俗語叫“走江湖”。作為一個禪宗弟子，如果沒在贛湘鄂叢林中的禪宗祖庭拜謁過，那叫沒見過世麵。淨居寺起初叫安隱寺，建於唐神龍元年（705年）。後來被宋徽宗賜名為淨居寺，便沿用至今。淨居寺是七祖行思的道場，開青原一係，為曹洞、法眼、雲門三宗祖庭。青原山遂成為南方禪宗中心。晚明學者施愚山在《青原毗盧閣記》中說：“浮屠之言禪者，本曹溪；言曹溪之宗旨者，首青原。蓋七祖實紹曹溪，而青原其首辟地也……”
曾幾何時，這座盛興一時的古刹，隨著中國佛教的衰落，也一度牆傾閣廢。至明代，陽明心學興起，儒生講學，多占僧寺，佛家道場成為儒家講學之地，鳩占鵲巢，變得習以為常。吉安是陽明心學傳播的重鎮，江右王門的重要旗手，大多出自吉安。為此，施愚山描述道：“時姚江之門人歲聚講學，輻輳僧寺。”是謂不虛。可以想見，這座盛於唐宋的名刹，在明代破落如此，毫無風姿和氣派可言，殘燈孤影，荒草萋萋，斷碑朽柱，香火凋零。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在吉安師範學校念書，曾結伴遊玩青原山。因不知其底蘊，所見的淨居寺，隻是一座普通的寺院，紅色院牆，金色的琉璃瓦頂，高大的鬆柏，莊嚴的殿宇，素樸的禪堂，與別處的寺廟沒有不同。對於我這樣一個不得其門而入（其實那時也無這方麵興趣）的少年來說，對淨居寺，沒有特別的印象。隨著閱曆的增長和對佛家性命之學的關注，這座少年時代遊曆過的古刹又浮現出記憶的深海。後又讀到餘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考證晚明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晚歲披緇淨居寺，並最終自沉於惶恐灘，留下一段大節凜然的遺民誌節，讓我心中為之一震。竟也生出餘生也晚的感慨。
對於晚明這段曆史，遂循著方以智的背影，挑燈尋索。
方以智來到吉安時，已是一個年過五旬的老者。廬陵縣令於藻，請他來主持這座清冷的禪寺。我曾經見過一張他的畫像：衣袂飄飄，手持拄杖，削發蓄須，一種晦暗而清冷的風度。我熟讀過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故事，對於文士風流，有著那不可企及的浪漫想象。而對同為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顯然不是那麼的熟知。作為一個哲學家和科學家，在明末眾多的知識分子當中，他被推崇的程度，與今日的知名度不成正比。冥冥中他來到吉安，與這座文章節義之邦融為一體，仿佛與生俱來地是吉安氣節的一部分，並且經由他發出最後一道閃亮的光彩。
方以智處在明清交替之際，那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驚心動魄的悲劇時代。這樣一個變局的亂世，也必然會淬煉出非凡的人格來。如今，在這座城市，關於方以智的蛛絲馬跡已難尋覓，不免讓人感歎時間的無情。生活的激流日日向前，每一日都轉瞬成為曆史。當下也變成了一個無法停靠、瞬息萬變的旋流。未來不可待，昨日不可追，一些固化的價值和精神，在慣常的質疑中早已打破，並且歸位於陳腐和專製的閣樓上。對於今日的時代是什麼，真的是無從判斷。簡單的拿來和模仿，已讓削足適履的身體產生疼痛；對傳統的嘲弄和擺脫又成為百年來群體荒謬的病魔。
在急於現代化的語境中，傳統這個詞多麼晦暗，充滿貶義。
英國詩人艾略特說：“傳統是一個具有廣闊意義的東西。傳統不能繼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須通過艱苦勞動來獲得它。首先，它包括曆史意識……即不僅感覺到過去的過去性，而且也感覺到它的現在性。”（《傳統與個人才能》）
這是我見到的對傳統最好的解釋。
當我將目光投向晚明，投向方以智，在刀光和殺戮中，在征服和屈辱中，曆史留給我們是怎樣一副表情？我們又能在方以智身上發現一些什麼？我想對於今日之我，並非是無用的。
我想起，多少年前，一個少年從青原山淨居寺回到城中，甘雨亭公園，鼓樓的鍾聲激蕩內心，蓊鬱的街道樹下，人影在地，灰藍的建築的窗口，黃色的燈火撲入眼中，青山退到時間之外……恍惚之間，一種莫名的悲愴湧上心頭。突然想起金代詩人元好問“抱向空山掩淚看”的句子來。暮色的小城，給人不知今夕何夕之感。我那時，大約喜歡搖滾和現代派，卻不知自己最終會對傳統行注目禮。
餘英時在《晚節考》中用短短50個字，便概括了方以智的生命軌跡：“密之一生，大節凜然。早年懷血疏為父鳴冤，孝名滿布中朝；中歲避黨禍流竄南荒，姓字見重於鄉曲。及乎國亡不複，則去逃禪……”
中國漢字總是那麼簡省，字字密實。當人的一生，抽象為幾十個漢字，可供我們想象的也並非巨大的空白。
二
安徽桐城，自古文風鼎盛。桐城詩派名動一時。方家是桐城大族。曾祖方學漸、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方以智以及三個兒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都是著名學者。方以智早年就讀桐城縣學——對於一個文風極盛的郡縣來說，沒有理由不修建得堂皇和考究：戟門、泮池、櫺星門、文廟、文昌閣、土地祠、明倫堂、鄉賢祠、書舍、庫房、省牲堂、教諭訓導宅等、洗硯池，曆曆可數，整齊而不呆板地布置在城內中心，讓踏門而入的學子，以及路過的百姓，無不產生一種莊重而肅然的感受。
方以智從小誌大，敏感睿智。青年時在父親的澤園，成立“澤社”。與之來往的，多為風流倜儻之士，往往詩酒唱酬，慷慨酣歌，泛足山水，縱論時事。他自述“處澤園，好悲歌……好言當世之務，言之輒慷慨不能自止。”（《浮山文集·孫武公集序》）
青年時代，方以智主要活動在老家桐城和南京，期間，也穿行於江浙各地。作為一個世家巨族子弟，他的生活不乏奢華風流，對此，陳貞慧之子陳其年在給方中德（方以智長子）詩序中，如此描述：
“當時秣陵全盛時……密之先生衣紈縠，飾騶騎，鳴笳疊吹，閑雅甚都，蓄怒馬桀黠之奴帶刀劍自衛者，出入常數十百人，俯仰顧盼甚豪也。……”
方以智，字密之。作為一個大族仕宦子弟，他的青春，不缺乏縱酒歡歌、前呼後應的場麵。這是他品嚐到人生的第一味：甜美多汁、繁華綺麗。然而，當這些建立在一個朝代將要崩潰之時，其意味則稍顯苦澀。
崇禎十一年七月，方以智父親方孔炤被任命為右僉都禦史，巡撫湖廣。自李自成爆發農民起義已近十年。其時，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等農民軍攻入湖廣，在官軍鎮剿加劇後，銳氣受挫。新任總理河南、山西、湖廣等地的軍務大臣熊文燦，與方孔炤意見產生分歧，改戰為撫。農民起義軍趁機詐降。方孔炤不相信張獻忠等是真心歸降，連續上書兵部尚書楊嗣昌，指出不對張獻忠等部作任何處置，任其養精蓄銳是極大的危險，楊嗣昌非但不聽，反而因方孔炤的不同意見而心生恨意。後來張獻忠果然反叛，將官軍大敗於香油坪。楊嗣昌為推卸責任，借機彈劾方孔炤，致使方孔炤下獄。
此時，方以智正以舉人身份進京會試。他向朝廷上了《請代父罪疏》，表示願替父來受罪。可以想見這份奏疏，在大臣眼中並不具有分量。方以智心憂如焚，整日茶飯不香。這時，傳來他中第的消息。殿試揭曉，方以智中二甲五十四名進士，授翰林院檢討。
北京的三月，尚有春寒。每日清晨，金色琉璃殿瓦的朝門外，一個身材瘦削、因痛苦折磨顯得神情悲慟的身影，匍匐在晨曦中。這個年輕人懷揣血疏，雙手蒙額伏地，在早朝百官雜遝的步伐聲中，無助地叩頭呼號，涕泗滂沱——他乞求，這雜遝的腳步中，有一雙停下來，傾聽他的訴求。然而，這些冷漠和老於世故的臉，沒有一張顯示出內心的感動，最多隻是幾道目光輕飄飄地往這個匍匐的年輕人身上一掃，又像迅速抽回的鞭子一般。對於這樣的場景，這些人並不稀罕。午夜，他則露天焚香，虔心祈禱，希望能感動上蒼，為父伸冤。人心終不是僵冷的岩石。日複一日，月複一月，方以智的孝名還是傳遍了整個京城。甚至有人在傳頌這個新晉進士的孝名時，還不禁唏噓落淚。以至於傳到了崇禎皇帝耳中。
有一日崇禎早朝後，回到上書房，悶坐半響，不發一言。忽然長歎一聲說：“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反複念叨了幾遍。近伺太監大膽跪請聖教。崇禎說：早上經筵，講書官陳某，其父巡撫河南受挫獲罪，而陳某依然能錦衣熏香，展書朕前，沒有一絲悲痛的樣子。如此不孝者，豈能忠於朝廷！朕聽說新晉進士方以智因父與陳某同罪下獄，日持血疏，膝行宮門外，哀聲遍求朝中達官申救，其孝如此！真孝的人，必能忠於朝廷。兒子這樣，父親當可想象。這樣忠孝的朝臣，雖有過失，朕應該給予其改過自新的機會，為國家戴罪立功。於是下詔，讓方孔炤遂出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