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曆史評說（自序）
袁仁瓊
1933年，魯迅先生著文痛悼五位共產黨員青年作家白莽、柔石、馮鏗、李偉森、胡也頻的時候，用“為了忘卻的記念”為題寫了一篇蕩氣回腸的不朽作品。隨著歲月的流失，閱曆的積累，風雨的剝蝕，生活的內在漸漸清晰，於是，對魯迅先生此語深意逐漸了然。為了“忘卻”而讓憤慈之情洶湧而出，不能自已，實則愈寫愈痛楚，愈無法忘卻。我無意類比魯迅這位偉人，也不是要把兩個不同質的社會硬扯在一起，但無法忘卻我所經曆的半個多世紀，我的大半人生，我所熟悉的許多麵孔和頻頻人夢來的許多舊事，歲月的流逝不但沒能使之淡忘，倒越來越清晰。就這一點說又與魯迅先生何其相似。我的三卷本長篇小說《破荒》則是我這六十多年經曆的回味與咀嚼。
我七十有六，除去出生後尚無記憶的幾年，三十多年在非同尋常的歲月裏度過。舊社會是什麼樣，1949年以後出生的人隻能從曆史書、影視和文學作品以及老一輩人口中了解，而這些第二手材料，是經過篩選和加工了的。屬於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之列。我不想重複典籍中關於舊社會的那些論述隻想說說親身感受。要說山裏人，我的家夠得上百分之百。“白雲生處有人家”，那就是我的家。我的木屋，也就是我小說中反複出現的“半山”。單家獨戶，四麵是崇山峻嶺，無論走哪一方，都得好幾個小時才有人家。靠兄長耕種幾塊薄田、父親打鋤頭、鐮刀、菜刀之類走村串寨叫賣勉強度日。我喜歡讀書，家人全力支持，卻因為隻能靠親朋支持而不得不頻頻輟學，調換學校就讀。我斷斷續續讀了八所學校才升至高小五年級。那已是1949年秋天。也就是那一年，我親眼見到了拉壯丁的殘酷場麵，看到保安團的兵大爺們在小鎮上明拿暗搶，眾目睽睽之下將趕鄉場的老大爺用槍托打翻在地。同時，不斷地有婦女被奸淫的事傳出。山裏孩子漢話說得不好而受嘲笑，被喊做“野佬”，便是我和大山裏去“大地方”（小鎮）上學的同學經常受到的屈辱。山裏人不缺乏誌氣和骨氣。我老輩人搬遷之前所住的小村寨碧雅，清末時候就有貢生一人武秀才一人文秀才兩人。農民家裏也許窮得揭不開鍋，有幾本書卻是常見的事。
從記事起，我在舊社會生活的時間也有七八年之久，舊社會留給我的印象非常壞。我不長的舊社會生活經曆，印證了王蒙先生所說的話：“我無法做到欣賞和懷戀舊中國”，“於是我在舊中國看到的是全民的腐敗，是頭上長瘡，腳板流膿的爛透”。（《老年日報》2013年6月19日）那樣的社會，無論如何不是多數中國人能認同的。
新社會的新我是從第一次見到的解放軍身上開始認識的。1949年秋的一天解放軍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小小的鄉鎮藍田。這些穿黃軍裝的軍人唱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走過小街，到街頭，在割過稻子的大田壩上解散休息，喝水，裹煙卷。他們在幹田裏架鍋做飯。吃過，大部隊往縣城開拔，沒走的解放軍駐進區公所和藍田小學。我們這些小學生見這些兵和善很快和他們混熟了。解放軍鼓勵我們好好讀書。“建設新中國，需要大量人才哩。”一個操北方口音的解放軍說。他笑眯眯的模樣，至今清晰地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