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之過急？馮大叔，當時華夏晚清是怎麼進行變法改革的呢？”聽到馮龍德最後那半句的吐槽，初音未來好奇地問道。
“這個有些長，而且還會繼續涉及到跟日本的明治維新進行比較。”馮龍德揉了揉自己前額上的皮肉，雖然他向來在這方麵聊得非常歡，但這麼長時間說也讓他感覺稍微有些疲倦了，“這麼說吧，當時的華夏晚清從總的策略上來講就是急於求成，第一步先從歐美引進先進技術，政治改革什麼的先不要搞，思想文化改革就更不用提了，他們都想要馬上能見效的，而改造思想很明顯是不可能馬上見效的，所以他們就先買進火槍大炮與建設現代化工廠......第一步的話，稍微了解點近代曆史的知道實際上失敗了，甲午戰爭中華夏的北洋水師的艦船總噸位與日本的相差不多，但戰爭還是失敗了，所以說明技術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才總算開始進行政治改革......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華夏在二十世紀初才開始有了新文化運動，從改革總策略上來說與日本都不是一個畫風的，一個快一個慢，而從具體策略上來講日本也是慢與緩......我記得福澤似乎曾經說過‘我不讚成盡快地搞憲政，現在老百姓的覺悟達不到。’他覺得急於求成隻能適得其反，而他的這種想法也同樣是很有代表性的，不光是當時的日本學界，日本的官方大體上也是這麼想的，對於改革完全沒有信心......呃，我再說一次題外話，我記得美國Du利革命時期領導人的心態和日本明治維新時領導人的心態差不了多少，像華盛頓這些人當時對美國Di立革命能不能成功也是沒啥信心，思來想去總覺得這樣不行那樣不行，這是他們的共同點，而結果卻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了，美國的Du立革命也成功了，我總覺得這裏麵是不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說思想覺悟什麼的......”
“似乎真是如此啊，馮大叔。”初音未來調皮地吐了吐小舌頭，“我跟巡音姐她們還在外麵世界隱藏著自己的真實身份生活的時候，也見過一些華夏人，總感覺他們似乎都是急性子，生怕晚了什麼似的......”
“這你可就說到點子上了，初音未來。”馮龍德點了點頭，“當時的華夏晚晴在剛開始的時候是不願意改，一旦改革起來所有人的性子又非常急——不光是康有為對改革的性子很急，光緒帝也一樣......當時在戊戌變法的時候，改革派提供了高達二百多條的建議，並采用了其中一百多條，最關鍵的是康有為認為‘慢改不如快改，小改不如大改’......本來這種想法按照常理來說已經算是非常極端的了，結果當時大部分人卻還都認為康有為並不屬於激進派，那叫一個相當保守，也就是說，那時候有很多人比康有為還要急......我曾經看過一份資料，上麵記載著當時有一個相當有名的報紙《誌林新報》比較了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就認為戊戌變法這些人的改革都是非常極端的，華夏改革派的這種激進在當時讓全世界人民都目瞪口呆，而明治維新根本就沒辦法和戊戌變法相比......華夏人的這種極端激進不僅是在當時被全世界注意到了不說，甚至都到了當代日本人也認為華夏人的性子忒急了......曾經有一個當代日本作家說過，華夏民族和他們日本民族很不一樣，他們幹任何事情很有力量，一旦幹起來的話誰都擋不住，但他們所幹的任何事情都非常極端......”
“急性子啊......說實話，馮大叔你有時候也挺急性子的，隻不過似乎由於馮大叔你是華夏徳裔而不是華夏華裔的緣故，並不覺得特別明顯啊？”初音未來點了點頭，突然這麼說道。
“可能吧，我偶爾也有性急的時候，不過那得是情緒特別激動的前提下，不然的話我感覺我還是挺慢節奏的。”馮龍德聳了聳肩回答道，然後舌頭舔了舔自己的口腔內側後繼續開始了自己的講述：“對了，還有，那就是哲學理念方麵——為什麼兩國的精英在政治策略上會采取不同的方式？我覺得這就跟兩個國家的政治文化與哲學理念有不小的關係......總的來講，日本當時的主導思想非常簡單，就是要去救日本自己，沒什麼其他亂七八糟的；而華夏則不，他不僅是想救華夏自己，而且還要去拯救全世界，這就是一個根本性的區別......首先，華夏的大同世界觀是挺令人無語的，康有為寫的《大同書》與華夏古代的《禮記》裏邊的大同思想有不少相通的地方，所以華夏深層的政治文化跟華夏的改革是有密切關係的，康有為的大同思想是要在世界範圍內要消除國界、消除家界以求達到世界大同的目的......這種想法使得很多人對當時康有為的大同思想非常不理解，歐美學者們包括一些華夏學者都沒法想象，當時華夏情況那麼差，到了國家危亡的時刻還提出了什麼大同世界，這得是多聖母的家夥才能腦抽到這一步......然而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華夏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甚至是政治精英都同意這種大同思想，這裏麵還包括了孫中山，他的三民主義說穿了也是這麼一回事，頂多是換湯不換藥......但是日本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福澤當時說過‘華夏這個民族很可憐，曆史上很多民族都欺負過華夏人，但是中國人反過來對人家還是那麼好，所以日本千萬不能學華夏。’......不得不說看到福澤這段話，讓我想起二戰後華夏幹的一些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占領了華夏和其他的一些亞洲國家，而戰後華夏是亞洲唯一沒有從日本得到任何戰爭賠款的國家......這不光是指華都政府，同時還包括了台北政府......華都政府方麵按照當時周恩來總理的說法就是華日兩國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戰爭賠款就算了，台北政府也是這麼說的，他們提出的口號是以德報怨......‘日本人欺負了我們，但是我們不記仇，我們反而會對你好’，華夏是亞洲國家中唯一一個這麼做的，朝鮮和其他亞洲國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賠款，就隻有華夏沒有，而且還是主動放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