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農業密切相關的是家畜的飼養。河姆渡第二次發掘中出土的家豬的殘骸經鑒定個體就高達兩三百頭，這是普遍飼養家豬的有力證據。另外，還出土了16個較完好的水牛頭骨及其他骨骼，這也是我國目前所知最早被馴養的水牛。
除了農業與家畜飼養，采集狩獵在當時也是不可忽視的生計方式。河姆渡人用於狩獵和捕撈的工具主要是骨鏃、骨哨、骨魚鏢和木矛，幾乎全部出自早期的文化堆積層內。這也反映了狩獵采集經濟在河姆渡人生活中比例漸次減弱的趨勢。在早期堆積中，骨鏃出土有1000多件，說明了狩獵活動的活躍。數量次之的是骨哨，將近200件，這是一種早期的樂器，同時有“呼鹿”的功用，用以召喚同伴和引誘獵物。第二次的發掘中，還有一些鯨魚脊椎骨和鯊魚牙，這是河姆渡人海洋漁獵的一個反映。
這些出土物使我們對河姆渡居民的飲食有一個大概的了解。從炊器上遺留的殘渣來看，主要的食物當然是稻米。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多達60餘種，顯然又是先民的肉食來源。通過統計，這其中最多的是水生動物，數量之多甚至無法細算。僅以清理的一小部分龜骨為例，最小個體數就達到1570多個，其他魚類也就可想而知。《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果隋贏蛤……。”這種“飯稻羹魚”的生活，不僅楚越，甚至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時代。
衣食住行中令河姆渡人自豪的還有“住”這一項。大量的木構建築遺跡，成為了中國建築史上不可回避的一個重點。千辛萬苦通過對木材加工痕跡的研究，表明河姆渡文化已經具有了高超的木作技術，脫離了原始低級的階段。多達十幾種榫卯結構，尤其是雙層卯頭的出現、梢釘的采用以及燕尾榫和企口板的發明，均可以稱得上是我國木構建築史上的奇跡，對後來的中國古建築產生重大的影響。這種高超木作工藝下形成的幹欄式建築風格，配合當時特定的居住環境，是迄今為止我國最早的此類建築遺跡，成為了南方早期典型建築式樣的源頭。
發達的生產水平和穩定的生活，必然會孕育出輝煌的藝術和精神成就。提到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藝術和精神文化。其中，精湛的雕刻工藝最為人稱道。雕刻的材料相當講究，主要有象牙和骨、木器，設計奇巧，寓意深遠。題材主要以鳥為主，常見的還有太陽、魚、蠶等形象和幾何形的圖案。刻製精細，刀法嫻熟。以“雙鳥朝陽”圖案最為著名，是藝術史和原始宗教研究中必舉的實例。當時的造型與雕塑藝術也十分精湛。這主要都反映在陶塑作品上，表現的題材多為豬、羊、狗、魚等常見動物形象。還有多件形態各異的陶塑人頭像，五官端正，栩栩如生。此外，陶器上的繪畫裝飾藝術主要以在陶器上的刻畫線條來表現。這些圖畫作品線條粗獷有力，既有形象寫實，又有抽象寫意。魚禾紋陶盆、稻穗紋陶盆、豬紋陶缽和植物紋陶塊等作品，都是陶器繪畫藝術中的佼佼者。
與原始藝術密不可分的是河姆渡人的精神世界。從上述的雕刻及刻畫圖案中，我們已經看到人們具有了對稱、兩分的審美意識，也會利用重複連續花紋等比較成熟的裝飾藝術形式，體現了河姆渡人較高的美學觀念。經常出現的鳥、太陽等形象，可能與當時的原始信仰有關。根據古文獻記載，東南沿海的早期部族以鳥為圖騰，位於東海之濱，崇拜日神也在情理之中，伏羲、帝俊等與太陽有關的始祖神就大多發源於東方。當然，早在六七千年間，人們的原始崇拜發展到何等的程度？他們的精神世界到底又是何種模樣？這些有關無形的“思想”的問題，都無法由實物資料中直接獲得答案。我們也隻能由河姆渡人信手留下的一些片段，來想象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河姆渡文化的發現，在史前曆史的演進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它的發現，令亞洲稻作農業發源問題集中到長江流域。後來層出不窮的新發現也不斷證明，長江中下遊是稻作農業的起源地區。河姆渡文化的性質一直以來不乏討論，但比較一致的是，由此為源頭的江南文化譜係對後來的日本和台灣原始文化都產生了影響。最關鍵的是，河姆渡文化的發現，令人們重新審視中華文明的起源，長江流域無疑是中華原始文明的又一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