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因最初發現於內蒙赤峰紅山後而得名。它的發現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1908年日本著名學者鳥居龍藏在內蒙古東南部調查時，曾經發現屬於紅山文化的遺存。1919年起，法國著名學者桑誌華、德日進也在內蒙古東南部發現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還曾對重要的紅山前遺址進行過調查。中國的學者在早期紅山文化的發現與研究工作中，更是勞苦功高。1930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曾作過專門調查，在當時材料匱乏的情形下，他很有預見性的指出了西遼河南北之間的文化差異。另一位著名學者裴文中則在40年代提出並設想了長城以北地區新石器文化由北往南的移動路線。到了50年代初，著名考古學家尹達在編寫《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的時候，根據當時已經重病的梁思永的意見，將這類物質遺留單獨分列一章來討論，並且正式給它定名為“紅山文化”。從此，這一類史前遺存在研究長城南北的史前文化互動關係上具有了重要的意義。
東北亞大文化圈一直是海內外學界關注的地區。這一文化從發現到定名又一直得到中國考古學界的高度重視。新中國成立伊始，考古工作剛剛起步，就開始了對紅山文化遺址的調查、發掘和研究。最初的工作由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的師生進行。他們中的一些人，當年是實習學生，後來成為了紅山文化研究的學術權威。50年代末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也加入這一地區進行考古工作。60年代末期，經過多年的調查，紅山文化的範圍已經基本得到確定，而它所屬的年代也可基本推定為距今6000—5000年之間。
紅山文化積石塚遺址
但是70年代以前，紅山文化同全國其他各地區的史前文化一樣，隻是通過它的陶器群、房址、窯址給了研究者一定的印象，它的文化發達程度和特殊性，人們的認識是不全麵的。
對紅山文化的認識發生重要變化是起於70年代。對紅山文化玉器的考定則是這種變化的開始。紅山文化的玉器早在30年代就已見著錄，海內外大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手中有一批傳出於東北地區的特征相仿的玉器。由於當時人們對當地的原始文化缺少全麵的認識，這批玉器的時代一般被定為商周時期或者更晚。70年代開始，遼寧西部和內蒙古赤峰地區的文物商店不斷收購到這類玉器，大多來自於當地群眾之手，可見是該地區新出土的。這就引起了考古工作者對這類玉器出土地點的追尋。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遼寧省全麵進行文物普查的時期，正是在這次普查中，重要的東山嘴遺址被發現。通過後來的正式發掘，確認了東山嘴遺址是紅山文化一處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群遺跡。遺址中出土的兩件玉器，一件是雙龍首的玉璜，另一件是綠鬆石的鳥（鷹）形飾，盡管與此前大量收購的玉器形態不完全相同，但藝術風格卻十分的接近。這樣，通過玉器的確認和祭祀遺址的發掘，人們對紅山文化的內涵有了新的認識，以至於中國考古界的研究重心一度從黃河流域移向北方。
1981年，牛河梁遺址在文物普查中也被發現。兩年以後，這個地點的發掘徹底改變了紅山文化在中國乃至世界史前文明史中的位置。大量的積石塚發現了，更重要的女神廟也發現了，隨葬的神秘而又精致的玉器大量出土了。這項工作立即引起了國內考古界的高度重視。該遺址迅速被定為國家級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且劃定了50平方公裏的巨大的保護範圍。從此以後，有條不紊的發掘和不斷深入的研究，使紅山文化成為中華文明起源中的一出重頭戲。
紅山文化令人矚目之處，一個是它獨具特色的“壇”、“廟”、“塚”；另一個則是在墓塚中大量出現的精美玉器。
積石塚，顧名思義就是在墓塚上堆積石頭。這種墓葬形式，在遼寧地區被廣泛發現。以前的發現大多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或青銅時代，時間大約距今4000年左右。紅山文化的積石塚，時代最早而規模也超乎尋常，結構複雜卻又極規範，可謂一絕。
石圈形祭台
塚的位置一般都選擇在高度適中的崗丘的頂部，一般是一個山岡一塚，有時候也會一崗多塚。一個積石塚內一般有多個墓葬，墓葬的建造是用石板和石塊砌築石棺。大型的石棺建築在土坑內，小的則沒有土坑，這些石棺墓一般都成行的排列。每一個積石塚還有一個中心大墓，位於塚的中央。大墓的墓坑又大又深，有的時候甚至開鑿山岩以令其達到足夠的深度。中心大墓的石棺也自然更為精致，一般用石板平砌，內壁十分齊整。隨葬品中數量最多的是玉器，種類齊全，選料精良。墓上先堆土後積石，塚頂部的積石似乎沒有什麼規律，而塚的周邊部分則壘砌講究。塚的形狀一般被砌為正方形、長方形或圓形。有趣的是，這些墓內一般隻隨葬有玉器，沒有其他隨葬品。陶器大多擺在塚上，是一種紅色的筒形陶器，很厚，腹部一麵會有黑色彩繪。特殊之處是這些陶器都沒有底部，然後它們被成排的豎立放置在塚周圍的一圈台階上。由於這種現象十分奇特，很多學者對這些有意擺放的陶器的功用作過討論。有人覺得是和墓葬祭祀有關的陶鼓；比較權威的認識是從力學角度分析得出的，認為它們起到保護塚頂和周圍石砌不至於坍塌的類似“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