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利納斯的斷言在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多數學者認為，加貝拉不是特洛伊城舊址所在地，特洛伊的確切地址可能在亞得裏亞海濱某處。盡管學術界的爭論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但這些爭論和新的觀點對以往傳統的特洛伊城以及“木馬計”的傳說提出了質疑，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這就要求人們重新考慮帶有神話、傳奇色彩的“木馬計”中的“木馬”究竟是什麼樣子。尤其是特洛伊城址問題涉及“木馬計”的運用。但是這些新的觀點尚處在爭論之中。“木馬計”中的“馬”是馬還是船？特洛伊城究竟在何方？一時還難以找到肯定的、令人信服的答案。不少問題還需進一步證實。我們相信，人類總有一天會作出正確的判斷與回答，使人們弄清楚“木馬”的本來麵目。
誰最早使用馬拉戰車？
冷兵器時代，馬和車都是了不起的戰爭工具，但誰最先把這兩樣東西結合在一起，而在戰爭中占有了絕對的優勢呢？他有沒有意識到這一舉動將會起到改變世界的作用呢？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黃河流域先後成為古代農業文明中心地區。與此同時，遊牧者則在舊大陸偏北的歐洲森林地帶、烏克蘭平原和中亞細亞沙漠草原一帶飼養牲畜、遊蕩漂泊、受饑挨餓，長期停留於一種淳樸而落後的狀態。這種南耕北牧、南富北窮的狀況，造成農耕者安居樂業，視遊牧者為強悍的野蠻人；而遊牧者則視農耕者為軟弱、怯懦，是很好的掠奪對象。在兩者交接地帶，彼此盡管有和平交往，但相互襲擊和爭吵更是經常不斷。兩個世界的矛盾衝突到了公元前兩千年左右，演變成遊牧世界對農耕世界文明古國的大衝擊、大震蕩。導致這次大衝擊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馬拉戰車進入了曆史，而且被遊牧者首先利用，這使他們本來已具有的靈活性成倍地增強，給農耕世界帶來的破壞更為慘烈。一時間，埃及王國滅亡了，古巴比倫王國滅亡了，哈拉巴文明滅亡了，克裏特文明滅亡了，中國的夏王朝也滅亡了。征服者在征服地定居下來，強迫被征服者服役和納貢，遊牧者的首領們則成為國王、王子、主人和貴族。他們在被征服地的先進文化影響下，由野蠻而進入文明。新的文明取代了舊文明，盡管這種更替伴隨著暴力和破壞，但也應該看成是曆史的一種發展。
馬拉戰車一進入曆史便顯示了巨大的威力。但它到底在何時何地被何人首先使用，人們至今說法不一。
捷克學者赫羅茲尼曾著有《西亞細亞、印度和克裏特上古史》，該書有這樣的記載：在美索不達米亞西北部屬於公元前3500年的哈拉夫金石並用時代的遺址出土的陶器上，有一種雙輪戰車和馬的圖畫，這可能是最古的戰車圖畫。該書還記載：在巴比倫尼亞附近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層（約公元前3100~前2900年）發現的一塊銘文提到了馬。同時期的基什墳墓中發現了馬的兩個品種的骨頭。此書還描繪了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的一個印章上麵的雕刻：一個獅王坐在王位上，許多動物向它朝覲，那動物中就有馬。
如此說來戰車似乎出現在公元前3500年，馬至少在公元前3100年已馴化。但這種看法並未被多數學者所認可。
目前有人提出人類發明車輪始於約公元前3500年。但不能肯定此時有了戰車。一般認為蘇美爾人發明的那種用四匹驢拉的四輪車是交通工具。而戰車在公元前3100年到前2700年間才出現。考古證據是：在這一時期的蘇美爾地區的阿格拉本遺址出土了雙輪戰車；在卡法伊出土的慶功宴石刻上也有戰車；較之稍晚的（約公元前2700~前2371年），還有在烏爾城邦遺址的王陵中發現了“烏爾軍旗”。那是一對鑲板，描寫烏爾城邦一次出征的故事：一是出征圖，一是凱旋慶功圖。圖上有一些驢子拖著的四輪戰車。車上有一駕車者，他後麵站著一個士兵，向敵人投射槍矛。這時，蘇美爾人還用驢拉戰車，可見他們還不知馬為何物。不僅蘇美爾人不知道，阿卡德人（公元前2371~前2230年）也不知道，甚至漢謨拉比統治時期（公元前1792~前1750年）的巴比倫人也不知道，因為《漢謨拉比法典》多處提到牛、羊、驢，但沒有一處提到馬，更不用說馬拉戰車了。古代文獻中第一次提到馬、駕車的馬、馬勒和馬具的是《赫梯法典》，該法典製定於公元前15世紀末至前14世紀初期間。顯然這比實際生活中使用馬和戰車的時間晚得多。看來這部法典還不能說明人類何時何地使用馬拉戰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