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名教與自然
魏晉時期玄學大興。魏晉名仕們常掛在嘴邊談論的話題，不外乎就是名教與自然。名教，就是“正名分、定尊卑”的禮教道德規範；自然，就是自然天性，就是自然中存在的萬事萬物及其不被人為改變的規律。
其實，早在先秦時期，名教和自然的觀念就已經存在。孔子提倡周禮，主張“正名分、定尊卑”，強調以禮治國。與孔子的“名教”相對的是老子的“自然”。老子主張天道自然，強調無為而治。因此，“孔子、老子被後世看作‘貴名教’與‘明自然’的宗師”。
三國魏國末年，司馬氏謀朝篡位，為世人名士所不齒。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當時著名的“竹林七賢”——嵇康、阮籍等人對司馬氏的行徑表示強烈不滿。因此，他們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強調“心不存於矜尚”、“情不係於所欲”。嵇康等人認為，司馬氏所代表的朝廷，是偽朝廷，不是天命所歸，這樣的“名教”，隻會是束縛人心的桎梏，是“天下殘、賤、亂、危、死亡之術”，跟“自然”相違背。
這一點在他們放達的行為上表現得非常清晰。據說，阮籍每天都會駕著馬車狂奔外出，每每走到一條路的盡頭，就會放聲大哭，以此抒發自己的憤懣之情。他還對虛偽的禮法表現出極大的蔑視。阮籍之母去世，別人都來奔喪，卻見他大碗喝酒，大碗吃肉，一幅悠然自得的樣子，客人們都感覺到不可思議。但是等到其母出喪時，阮籍大叫一聲，吐血數升，悲痛欲絕，表現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真正含義：世俗的禮教也許隻是一種形式，而真正的精神和內涵有時候是任何形式都無法表達的。
而與阮籍同個時代的郭象卻不這麼認為。郭象認為，名教完全與自然相符，兩者不存在必然的矛盾關係。他說：“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也就是說，儒家所倡導的仁義精神，是自然天性，而不是社會強加給個人的。一個人講仁義，這就是他情性的表達。“名教”表麵看來是外界加諸於個人的行為準則。實質上，人的天性本來就擁有仁義的感覺，外界隻是起到刺激觸發的作用。他還說：“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也就是說，牛馬的天命就是讓人套繩穿鼻，方便人乘騎。這樣的結果既是天命，也是人為。雖然是人為參與，也不過是天命的意思，隻是借助人為來完成而已。
玄學家們反對虛偽的名教，但並不反對真正的禮法與倫理。嵇康被殺前給兒子的書信中，還特意強調兒子要遵守規則和禮法。所以，魯迅曾經寫文章說，魏晉時期那些破壞禮教者，其實骨子裏是最尊重禮教的。這個話究竟有沒有深意，需要大家去思考。所以，做人有時候更應該做一個真性情的人，沒有那麼多的虛偽，沒有那麼多的麵具，簡簡單單，坦坦蕩蕩，先師有言：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也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