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作品暨小說集《黃金時代》研討會紀要李銀河整理
1994年9月28日上午9:30，王小波作品暨小說集《黃金時代》研討會在華夏出版社二樓會議室召開。與會者有著名文學評論家及報社記者近20人，會議由華夏出版社編輯（《黃金時代》一書責編）起潔平主持，副總編輯林建初出席了會議。
以下為研討會發言摘要：
第一部分：主題發言白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是一部奇特的作品，它與當前流行的作品決然不同，以新的眼光、新的方式表現了新的意味。
談三點印象式的觀感：
1.反諷的方式：這本書中的主人公王二，就他所處的那個年代來看，可能是“垮掉”派，不能算是好孩子。但他追求個人自由和反媚俗的行為方式，卻反射出了時代本身的荒謬；這樣就使“垮”與“壞”具有了另外的意義；另外，作品裏對“性”的描寫，又構成了對滲透意識形態的愛情的一種反諷，寫出了生活本身的複雜性。
1.喜劇的心態：這本書在看取曆史與現實的態度上，超脫,隨意，嘲諷的意味處處顯現，具有一種玩曆史於股掌之上的傾向，這種意識比正劇意識和悲劇意識更為獨特，也更為重要。
3丨放達的語言：作品的語言與作品的內蘊相得益彰，機警而內含詼諧，粗俗而富於理趣，自由放達中充滿了感覺的靈動與理性的聰穎，可讀而又可思，從而使語言本身構成了一種表現對象。
朱偉〔《人民文學》〕：
這本書很有意思。記得1989年我就看過書稿，當初看了印象很深刻，如果當時能發表，對整個文學界都會起很大作用。
王小波寫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我也當過知青，但在我看來，所有寫知青的書都很假，像梁曉聲的小說就是這樣。王小波寫的知青生活是真實的。文學理論界正在討論“新體驗”和“新感覺”，王的小說就是這類理論的現實表現。
王小波的小說在表麵層次很好讀。他貼近自己的感受，不故作高深狀，也不故作平庸狀，是很本色的。建國以來大多數文學作品總是被意識形態牽著走，作家不寫自己的感覺，不願麵對自己的感覺，怕人說自己沒有深度。
蔣原倫（《文藝報》
這部小說在台灣得獎，我覺得不僅在台灣，在大陸也應該得大獎。從文體上看，內容粗魯，但一開始看馬上就進入了。時間上掌握得很好，跳躍、交合非常自然。我看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作者是有意識的，另一種可能是作者進入了寫作的無意識狀態。敘事時間間隔20年，但作者在兩個時間點之間跳躍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有別的作家也做過這種嚐試，但沒有這麼成功過。也正因為小說能在時間上跳躍自如，反諷的效果就出來了。
本書的另一個特色是把性大膽直露、不媚俗地寫出來。曆史上，官方意識形態對性的描寫永遠是要束縛的，而文學永遠要衝破這種束縛。王小波的小說撇開了意識形態，按自己的體驗寫。這種新體驗是成功的。
興安〔《北京文學》
王小波的小說對新體驗理論有借鑒作用。尤其是敘述角度和人稱的變化。在《革命時期的愛情》中，王二的人稱變化很自然，不留痕跡。看了他的小說之後，我有一個感覺，那就是，新體驗小說產生於新體驗理論之前。
朱正琳（《東方》雜誌〕：
首先應肯定的是這本書的文學價值。米蘭‘昆德拉說過，小說是西歐的傳統。從《堂丨吉訶德》開始，小說一直追問存在的方式。而我國的文評長期接受蘇聯的傳統，強調現實主義，認為小說是講社會問題的。例如，認為《子夜》、《幻滅》都是批判社會的。就連《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揭露貴族社會的。王小波寫的是人的生存狀況，而不是社會問題。就像加繆、薩特寫二戰不是寫二戰本身而是寫生存狀態一樣，王小波寫“文革”，也不是在寫“文革”本身，而是超越了“文革”。
馬克思說過，人和人的關係全都社會化了，隻有性關係還保留了社會和自然的雙重性。愛可能是矯揉造作的，性卻不可能。它是一個自然的事實。要寫人的生存狀態，不寫性是不可能的。寫性是必要的。關於藝術與色情的界限，我的觀點是：必要的性就不是色情，不必要的性就是色情。（陳曉明插話：在西方，淫穢和色情是兩個概念。）
王小波掌握了獨特的敘事方式，語言表達的正是感覺本身。我們搞哲學的，總有個觀念在前麵，比如荒誕啊，浪漫啊，感覺跟在觀念後麵。王小波的敘事，感覺走在觀念前麵。
我有一個擔心，對書中的反諷意味，現在的年輕人能不能體會得到。（陳曉明插話：我覺得他們能接受。人們接受文學的感覺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接受與自己體驗相通的感覺；另一種是接受自己完全陌生的感覺。蔣原倫：現在的年輕人聰明得很，他們都懂，即使沒有體驗過，他們也能看懂。）
陳曉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我看王小波的小說比較遲，第一次看到是《花城》上的《革命時期的愛情》。當時感到很震驚。王小波的小說表麵上和文壇隔膜,實際上提示了中國文學變動的方向，是在文學史之內的，是80年代後期中國文學轉型的一個提示。無論是先鋒派，還是新寫實派，都是回歸生活的原生態。由於王小波的寫作在文壇的經驗之外，使他的寫作顯得尤為純粹。8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作為總體不再起作用。用王蒙的話來說，文學失去了轟動效應。80年代後期，文學隊伍解體，有人因此認為，中國文學已經垮掉了。我卻認為，這是個人化寫作的崛起。王小波的價值就在於此。他一方麵回到個人的記憶去，一方麵又是曆史的記憶。他找到了二者的契合點。他看重個人的體驗，但也不能說沒有曆史感。中國文學就在這個意義上開始轉軌一一經過80年代的困惑，開始進入90年代的直道。我們搞文學理論的人，有行使暴力的傾向，理論不能沒有一點暴力傾向，對新的文學現象就要由理論來命名。近來我正在思考，把這種回到個人經驗中去，直接追問存在的寫作方式命名為“直接存在主義”或“超級存在主義”。
不少作家擔心，回到個人體驗的敘事會喪失深度。在蘇童的小說裏，自我永遠是缺席的，他不敢追求個人的存在，沒有勇氣麵對個人的存在。而王小波在梳理革命年代的往事時，沒有回避個人的存在。當他的小說把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推到了最純粹的狀態時，小說就超越了革命。張賢亮的小說是從曆史到個人，尋找個人在曆史中的位置；王小波的小說卻是從個人到曆史，革命成為背景。
王小波對個人存在的追問是赤裸裸的。人們總是為性添加了很多的附加值，而王的小說使它回到了純粹狀態。福柯說過，性和政治是一個硬幣的兩麵。在《我的陰陽兩界》中，小孫是文化的代表，她深入到王二的地下室去，為他治病。當她治好了他的陽瘺，使他成為一個正常的男人之後，同時也把他拉回到文化裏去了。這裏,反諷的意義是十分深刻的，性和曆史、文化、政治之間的界限被打通了。
王小波的寫作風格是自我對話式的，他在追問自己的存在，在所有的細節上都在追問自己。
我認為《革命時期的愛情》也很精彩，敘事的節奏把握得很好。敘事動機一步一步推動著情節。小說中的男女主角一開始就有欲望，從表麵上看，女的要求男的扮演一個曆史的角色；實際上她渴望超越革命，超越曆史。小說寫到高潮時。性愛主題突然出現，節奏掌握得非常好。
第二部分：自由討論朱偉：大家談到中國文學的轉型期，新體驗，新狀態等等。在中國，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新的文學潮流。1989年後，一直感覺到文學的轉型即將來臨，王小波的小說就提供了文學轉型期到來的信息。這一信息就是，文學能不能以個人經驗直接反映社會，而不是從社會中找到個人的位置；過去的意識形態作家總要對社會作概括，能不能轉向對生活的描述，而不是簡單概括；能不能從小寫大，而不是從大寫小。過去的東西隻注重大，忽略了小。
白燁：看了那麼多小說中所寫的性，沒有一篇像王小波筆的性這麼不矯揉造作的。
邢小群：最近看了幾本小說（《朗園》等允作者大多還是把性作為人格的見證來寫的。
朱偉：王安憶筆下的性是作家化了的性。
白燁：《廢都》的性也是矯揉造作的，賈平凹寫性是失敗的。
朱正琳：賈寫的性是中國士大夫式的，一股邪氣，態度不端正。
白燁：王小波的小說一出來，就把別的寫性的小說全給“斃”了。
林建初：聽了大家的發言很受啟發。我在簽字出這本書時還沒有這種認識。我認為這本書的可取之處有三點：第一，它反映了特定曆史時期人們的生活，表現了在“文革”那樣嚴酷的環境中人的生機。二戰後，在被原子彈炸成一片瓦礫的日本，人們曾在瓦礫上放上了鮮花，那鮮花顯得生機盎然，王小波的小說也寫出了人們的這種活潑的生機。第二，幾千年來，由於性觀念的禁錮，中國人的性意識極不健康。兩個極端，要麼把它寫得很好，要麼把它寫得很壞，還沒見有人像王小波這樣純粹中性地來寫性。因此，這本書對培養中國人健康的性意識是有好處的。第三，這本書反映出年輕一代對完美個性的追求，它從性的角度揭示了個體的生存價值。它至少是無害的，而且對淨化大眾的性心理是有好處的。
狂歡^詛咒丨再生^關於《黃金時代》的文體崔衛平閱讀王小波小說的那份體驗是奇特的和難於言表的。這並不是說要將他的作品神秘化，而是指其中許多令人忍俊不禁的地方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便當眾指出或者幹脆就是孩子氣的。一個經過多年苦心經營、衣冠楚楚的成年人似乎不應從這種東西中得到樂趣，但如果我們想想，即便是我們這些終日行色匆匆的凡夫俗子，於節假日的某些空閑時光’尤其是與兒時朝夕相伴的親朋好友聚會閑聊時，也難免會擁有那份與生俱來的淘氣和放肆，並從中得到一份互不追究的寬容和喜悅。那麼，王小波設計的場麵和人物，便意味著每天是這樣的節日，它們希望讀者不必過於當真，希望他們始終預備一份自由放鬆和寬待的心情。否則，讀到這樣的東西，有時便不知所措了。譬如在《革命時期的愛情》中，豆腐廠革委會主任老魯已經“四五十歲”，且為女性，“胖乎乎的”，多少也該有點這類人通常具備的驕矜和福相，但她毅然將所有這一切都置之腦後，因為懷疑王二在男廁所裏畫了不利於她的淫畫，她便“常常朝王二猛撲過來，要撕王二的臉。幸虧這時旁邊總是有人，能把她攔住。然後她就朝王二吐唾沫。吐唾沫想要吐準需要一定的練習和肺活量，老魯不具備這種條件，所以很少吐中王二，都吐到別人身上了”。
這不禁讓人啞然失笑。我不好意思說，讀到這裏，我們天性中久藏不露的冥頑不化的那一麵終於按捺不住，徑直同這種東西握手言歡，使我們的臉上浮現出那種幾乎是不知羞恥的微笑。
犯罪嫌疑人王二此時已經跑得無蹤無影。他在一座最好該“穿條褲子”的塔裏工作，絕少下地麵。老魯上不去，呆在下麵幹著急。她唯一的指望是王二在疏通連接塔和各車間的管道時，自己從上麵摔下來。但王二久經考驗，平衡能力好得很，這種事情絕不會發生。於是老魯拿根長的雞毛撣子捅他的腿，王二隻好退回到原來的房頂上去。可當對麵車間拚命敲管子，問豆漿怎麼還不來時，老魯又不得不收回長竿，放王二過去。
這簡直是動畫片中貓和老鼠之間一場無休無止的追逐遊戲。某種孩子氣的東西在其中暴露無遺。我想不揣冒昧地順便指出作為個人的王小波的一種心理現象：這位身高一米八幾的先生更像是一個大男孩，他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一個頑童對待世界的全部態度，並且喜歡把事情說成自己希望看到的那樣，以個人的想象彌補現實世界的不足。互相追逐、爬高爬低的描寫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逃離、逃脫始終是中心議題之一，有關這方麵的想象時時到了荒誕不經的地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把王小波的小說看做是供成年人閱讀的童話、卡通故事或傳奇。
然而理解王小波的小說，卻需要在這一點上稍作停留。這種突出的兒童情結是進人王小波小說世界的一個入口，同時需要把它放到一個更為廣闊的背景中去認識。我們若以官方7民間、，有權夂無權，上層7下層這樣的區分來理解社會結構，那麼顯然，兒童處於無權無勢的社會下層，屬於民間團體，應歸入王小波所說的“沉默的大多數”。在這個範圍中的人們不得不麵對來自權威的多方麵的壓力，飽受種種限製包括話語權和思想自由的限製，兒童當然也不例外。他們的處境往往是懲罰性的，常常被嚇得不敢向對他們發號施令的人多看一眼，對方的威嚴和法力似乎是無邊的。然而這樣的場麵同時也透露出某種喜劇性。第一，那個把自己打扮成威嚴十足的人他自己也是從兒童過來的，他不可能同麵前這個他認為是不知羞恥的東西完全劃清界限，誰知道他們現在還有著怎樣千絲萬縷的聯係呢。第二，他的這種權威隻是暫時的，那個年幼的“嗤嗤”生長的生命總有一天會長成比他本人要強壯的人，從而將他這個舊有的權威打翻在地，將其廢黜和罷免，這肯定是指日可待的將來。第三，這個權威不隻是暫時的，而且還是完全表麵的。訓斥者本人心裏或許就十分清楚，他自己說的話有多少被這個孩子當成了耳邊風，他隻是因為無能和無奈才擺出那副暴跳如雷的樣子。他如何是這種小東西的對手？就像壓製生活的人從來不是生活的對手一樣。憑著年幼的生命與生俱來的信念、無畏和盲目，兒童顯示出不甘屈服、難以屈服、永遠不可能令其全部屈服的特點。在這方麵，他們與同處於這個沉默的階層中的其他成員有所區別，這表現在他們一係列的惡作劇、不知悔改、故意搗亂、信口開河、顛倒黑白、“蔫壞”上麵。他們是這個廣泛的階層中最活躍、最不安於現狀、最生氣勃勃的一部分。同時還要提及的是，因為年齡偏低的緣故，尤其是王小波所屬的50年代的孩子們，有更多的機會和未被意識形態浸淫的底層勞動人民保持接觸，學會用他們樸素的眼光看待周圍世界，他們很容易和這些人們產生交流和共鳴，看到另外一種更具有民間色彩的生活，感受到來自民間的活力、快樂及粗俗放肆，包括這些人說話的口氣、所使用的俚語、俗語甚至不文明用語。因此，概括地說，在孩童身上體現了色彩豐富的人民性和民間性，煥發出更多生氣勃勃的奇想和革新精神。兒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民間乂官方、權威7反權威〉之間複雜微妙的辯證法，很可能成為某種喜劇性或狂歡精神的來源。
我還想列出王小波不止一次提到的一些作家作品的名單，他(它）們表明這位沒有上過一天大學文學係的理科學生，如何憑自己出色的嗅覺和對生活的洞察，繞過為更多的人們熟悉的19世紀歐洲小說，把眼光投向更為遙遠廣闊的曆史深處，和另外一些偉大的、深具變革精神的作品相遇：奧維德的《變形記》，薄迦丘的《十日談》、拉伯雷的《巨人傳》、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拉封丹的寓言詩、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馬克^吐溫富於喜劇性的幾乎全部作品，包括一本並不太流行的《康涅狄克州的美國人在亞瑟王朝》。這些作家作品都產生於對他們本民族來說是偉大的新舊交替時期，麵對舊世界走向衰亡和新世界即將誕生的情景，作家們來自民間的新生力量一邊，從新鮮活潑的民間生活、傳統、語言中汲取營養，結果是在他們有時看似荒誕離奇的敘述背後，不可遏製地透露出來自人民大眾生活的再生力量和歡樂景象。王小波以最熱烈的口吻讚賞的是意大利當代作家卡爾維諾，正是這位被視作“後現代主義”的經典人物，曾經花費了整整兩年時間，沉湎於浩瀚的民間傳統資料當中，整理、編纂出長短兩百篇《意大利童話》（中文譯本80萬字〉，其成就可與德國的格林兄弟相媲美。當然王小波閱讀的範圍比這份名單還要廣闊得多（其中還有對中國讀者、作者幾乎是完全陌生的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但這一部分卻是他獨特的，他人莫屬的。所有這些處於變革時期取自民間、穿上民間服裝語言的作品與王小波的氣質及看待事物的立場眼光不謀而合，使得他獨辟蹊徑地找到了自己所要表達的內容的相關形式。
最近我又回到俄國學者巴赫金關於拉伯雷的世界如何體現了中世紀狂歡節等民間詼諧文化的天才論述。這裏我不禁深為震驚：巴赫金關於拉伯雷的分析描述竟然如此適合於王小波，他所指出的那個民間狂歡節的立場竟是解開王小波小說之謎的一把鑰匙！譬如在狂歡節上所呈現出來的來自上方和來自下方的東西（權威義民眾、精神廣肉體、頭腦7肚子）之間秩序的顛倒；有關“貶低化”（“亦即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東西轉移到整個不可分割的物質和肉體層次”）；有關“為肉體恢複名譽”（誇張而怪誕的人體，它的“凹處、凸處、分支處和冒出處”)；有關毆打、辱罵、詛咒、排泄、“糞的形象”；有關發落到物質和肉體的底層之後歸於埋葬的新生、棄舊圖新、“正反同體”〈毀滅、否定中包含著積極、再生）等等，幾乎也可說概括了王小波小說中的全部精彩段落。最為重要的是，巴赫金同時指出了所有那些表麵上看來“亂七八糟”的東西巨大的思想意義：顛倒的行為，詛咒和廢黜一個舊世界及其中的舊權威和舊的真理的代表者，正是為了促使和預備一個新世界的誕生；把原有的、人們愚昧地奉為圭臬的東西發配至下水道，令其速朽，正是為一個新世紀的到來開辟道路。在那些看似不雅的甚至“有傷風化”的、亂糟糟的場麵之中，狂歡、詛咒、再生是同一個詞語，是並行不悖和互相生發的。“死而再生”、“死而複生”便是這樣的含義。由此我們也才可以解開難免積壓心頭的那個疑團：為什麼出身於嚴謹的知識分子家庭、受過良好的現代科學和學術的訓練、在其為數可觀的隨筆中極力主張理性、求知和文明精神的王小波，何以寫出這種文詞鄙俗、有人稱之“格調不高”的小說？顯然，光是具備某種才華是不夠的，這裏需要的是更高程度的自覺意識，對於曆史和民族命運的深刻自覺。巴赫金對拉伯雷這樣的評價也完全可以用在王小波身上：
“他是最民主的一個。但對我們說來，最主要的是，他同民間源頭的聯係比其他人更緊密、更本質”；“也是由於這種民間性，拉伯雷的作品才有那樣獨特的‘非文學性’……拉伯雷的形象固有一種特殊的、原則性的和根深蒂固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條主義，任何權威觀念，任何片麵的嚴肅性，都不可能同拉伯雷的形象共容，這些形象同一切完成性和穩定性、一切狹隘的嚴肅性，同思想和世界觀領域裏的一切成規和定論，都是相敵對的。”
我無意把王小波說成“中國的拉伯雷”，這其間的區別在後邊我將談到，但如果說我們在王小波的小說中讀到了拉伯雷的偉大身影,那麼隻能說曆史有時候“何其相似”，來自民間的精神和力量“何其相似”。在小說中，所有那些民間的立場，衝破成規的革新精神，貶低化和棄舊圖新的努力，最終完成的，是王小波小說呈現的獨特的文體。也就是說，某種眼光貫:穿到作品的一切方麵，滲透於場景、人物、動作、結構、語言、細節、穿插、隱喻等從局部到整體的全部形態，從而形成完全是統一的、一致的效果。這是作為小說家王小波的過人之處和取得成功的依據。可以說他富有天才地抵達和完成了一種對中國讀者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狂歡性文體，提供了用現代漢語寫作的狂歡體小說。
“狂歡”作為節日的特點在於：它是從日常時間中逃逸出去的一部分，是對於現存秩序、規範、特權、禁令的暫時擺脫，是消弭一切界限，打破來自觀念的和來自身份、地位、階級關係的各種等級製度。它的方法和力量產生於無所不在的、覆蓋一切的笑聲，“以萬事萬物取笑〈包括以參加狂歡節的人們自己取笑〉，整個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態出現，都被從它的詼諧方麵，從它可笑的相對性方麵來看待和接受”（巴赫金語王小波自己有個非常樸素的表達是：“從反麵看一看”。於是他看到和記錄下來的是如同在哈哈鏡中看到的那樣誇張、變形、怪異的東西。我個人認為，王小波獨特的文體，在《時代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黃金時代》中已經完全建立和成熟，其中同名為《黃金時代》的那個中篇如橫空出世，在它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全部這種文體的巨大可能性，而《革命時期的愛情》則是信息量最大、處理得最為完備、完整的一部。現在讓我們就這種狂歡體小說所包含的某些具體元素及其統一化效果稍作觀察。
毆打。如本文開頭提到的革委會主任老魯和豆腐廠青工王二之間的追跑打鬧，即屬於這一類。不過這兩人之間有點虛張聲勢，真正結結實實的拳頭是落在了王二的好友氈巴身上。那是發生在澡堂子裏，王二“精赤條條”，“第一拳打在他右眼眶上，把那隻眼睛打黑了。馬上我就看出一隻眼黑一隻眼白不好看，出於好意又往左眼上打了一拳，把氈巴打得相當好看”。作為狂歡性質的打架鬥毆其嬉鬧的特點在於：饋贈老拳者和接受它的人之間沒有嚴格的是非界限，對於任何遭受損失的後果都不予追究。王二打了氈巴〈其中一半是出於美學的動機〉，氈巴仍是他最好的朋友；並且他因為犯下了這樁貨真價實的“罪行”被關進學習班，在那裏認識了前來幫教他的團支書X海鷹姑娘，從而發生了那粧先進青年和落後分子之間不可思議的“革命時期的愛情”。這樣不計後果的毆打具有一種真正的民主精神在內，因為短兵相接，甚至具有了一種直接交流和親切的色彩。
辱罵。要說王小波小說中的人物“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在我們兒時所使用的意義上〉，那是千真萬確的。像商量好了似的，這些年齡、身份、職位不一的男男女女，雖話語不多，但必出言“凶狠”，針針見血。即使是戀愛中的婦女也不甘示弱。李先生的情人線條（後為他的妻子）一口一個“打丫的！”小轉鈴路遇十幾年前的情人，現為大學教師的王二時，就歡呼起來：“是他媽的你！是他媽的你！”（《三十而立》）好像她們就不會好好說話似的。但是誰都不難察覺，在這種極具民間色彩的笑罵背後，別有一種柔情蜜意在。難道要每一位女性表達感情時都要通過福樓拜或好萊塢的明星之口不成？尤其是在這個從日常世界中逃離出去的“快樂的時間”裏。巴赫金指出在辱罵和諸如“你死了吧”這樣的詛咒背後，有著和毆打一樣的死而複生、正反並舉的效果：“辱罵變成讚美”。從另一方麵說，在這個特定的時空中，不存在那種十惡不赦、不可寬恕的壞蛋，好人與惡人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因而也沒有那種一定要置人死地的咒罵。一切從嬉戲出發，到嬉戲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