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導論：
湛江當代詩歌的地域性與超地域性
一
新詩發展已90餘年，90歲對於一個人來說可謂長壽，但對於一種文學體式來說，90歲隻能算剛剛開始。從不同的角度翻讀90年新詩這本大書，我們都能發現它的迷人、它的精彩、它的令人欣慰之處，與此同時，不盡成熟的、稍顯稚弱的、需要改進的方方麵麵不時隱現其間。回首是為了向前，總結寄望於提升。在此，我提出中國新詩創作中的地域性與超地域性問題，我覺得對這個問題的關注與反思可以把我們牽引到詩歌創作的內部，從精神紋理上來審視和讀解中國詩歌的民族特色和藝術含金量，為新詩的繼續發展與拓進提供一些寶貴的參照。
新詩的地域性觸及詩性空間的問題，詩性空間與詩人生命體驗的厚度和藝術表達的寬度是直接相關的。一般來說，一個詩人擁有的詩性空間越大，他在詩藝探索的路途上就將走得越遠，他在詩歌中所能達到的境界也就越高。在詩人的文學領地上，地域性與超地域性是一對相反相成的精神範疇，它們從不同的層麵供養著詩人的創作靈感和思維泉源，又在不同程度上牽製或者耗費著詩人的藝術精力。二者都是詩人進行審美想象與藝術創造的重要基因，並以富有張力的存在態勢蓄積在詩人的思想窪地之中。
地域性是每一個詩人的精神胎記，它意味著詩人精神的來曆、情感的出處，是詩人開采不盡的生命礦場。地域性是詩歌的祖籍，一個沒有祖籍的人將是一個終生漂泊的人，永遠都處於無根狀態；一個沒有祖籍的詩人將是一個沒有靈魂故鄉的詩人，永遠都無法品嚐這個世界最本真的情與愛、苦與悲並將其呈現出來。中國新詩史上出現了許多帶有明顯地域標誌的詩人與詩歌群體：胡適自由自然表達中的徽派風範，朱湘搖曳多姿的江南抒情，昌耀蒼莽大氣的邊塞氣息，“非非”“莽漢”詩人衝決陳說、逆反變構的巴蜀野性等，都是新詩顯露地域性特色的極好例證。地域性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詩人的精神駐地和靈魂港灣，它積聚著源頭久遠的曆史記憶和文明承傳，是詩人無法擺脫並將終身受用的心靈底紋與集體無意識。
與地域性相比，超地域性對於詩人的成熟與成功來說或許更為重要和關鍵。超地域性是在新詩走出了某一過於明晰的空間印記之後建構起來的多地域色彩並存混響的藝術品格，超地域性的生成意味著新詩擺脫了地域性的狹隘與拘束，意味著詩人擺脫了抓住一點不放的一根筋思維，也意味著詩歌在多時空的交彙與熔鑄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形態。換句話說，超地域性是每一個詩人藝術空間拓展和詩意品格提升最重要的心靈符碼和精神標記。在中國新詩史上，徐誌摩的《再別康橋》之所以被一代代讀者不斷傳誦，藝術生命力至今不衰，就是因為它在堅守地域性的同時，較好地體現了新詩的超地域性。具體來說，一方麵，《再別康橋》生動地體現了吳越文化溫婉、柔情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麵，詩歌又將英美的紳士風情和文明底蘊灌注其間。也就是說，《再別康橋》的魅力正在於它的地域性與超地域性的交響，它既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
徐誌摩的成功提醒我們，一個詩人要想走得更遠，就必須處理好地域性與超地域性的辯證關係。我們既不能為了獲得超地域性而放棄地域性，詩歌中的超地域性必須以地域性為基礎，沒有地域性的所謂超越是不真實的、無根的，最終所獲得的升騰與超越也會顯得虛浮和沒有分量；也不能為了守住詩歌的根底而在超地域性前望而卻步，我們必須看到，一個走不出故鄉的詩人，他的詩歌作品注定了隻能在狹窄的視界、淺俗的思想和老套的手法上兜圈子，永遠無法進入精神的高地，無法觸摸大地最細敏的神經，感受靈魂最劇烈的掙紮與疼痛。
詩歌中地域性與超地域性兩種特征矛盾統一、對立互補的關係告訴我們這樣的道理：每一個詩人都應該有一個精神原點，有一個思想的發源地和靈魂的出處，這就是他的詩歌中那種蘊藏很深、幽幽不絕、妙趣橫生的地域性素質和品格；同時，每一個詩人又都應該眼觀四野、心懷天下，不被一時的生活積累所附著，不為一地的人文情貌所局限，以超地域的情懷和眼界來迎受紛至遝來的物象，全方位感受喧囂錯雜的現代化浪潮，多角度打探和咀嚼世間百態，繪製出時代最豐富最精彩的精神地圖。隻有處理好了地域性與超地域性的悖論張力關係，將二者完整地統一在一起，我們的詩歌創作才能獲得最佳的表達效果和更高的藝術價值。
二
當我們從地域性與超地域性相反相成的詩學辯證觀來審視湛江地區詩人的藝術創作時，既能將他們獨有的藝術特長加以準確揭示，也能為地方詩人突破區域性限製，在更廣大的審美空間進行有效的創作提升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啟示。地處中國大陸最南端的廣東省湛江市是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之所在。這裏不僅曆史悠久、物產豐富、人民富足，還活躍著一批非常出色的詩人。這些詩人都能立足於對特定地域的直觀感知，寫出獨具個性的生命體驗，還能超越地域的某些局限，擺脫狹窄的生活視野，以詩歌的形式表達對宇宙人生的深層觀照。這些詩人有洪三泰、李舟、海湛、莫拉夫、馬莉、駱浩文、黃育斌、鍾明、溫斌、梁永利、戚偉明、吳震寰、方良聘、符騏驛、梁雷鳴、陳寶梁、黃鉞、符馬活、劉漢通、黃禮孩、劉衛等，其中部分詩人在廣東省乃至全國都是很有影響力的，他們創作的一些優秀篇章被傳誦甚廣，頗受好評。
地域性是湛江籍詩人呈現自身所具有的藝術優勢最為顯著的標記。從南方地理構造層麵上說，湛江偏居大陸最南端，臨海而立，這在某種程度上養就了詩人的邊緣意識和本真情懷。邊緣化是湛江籍詩人的一種基本的地理認同，因為身處邊緣，無法麵對極為廣大的世界，也就不具備對世間萬象頻繁接觸和反複感受的機會與場域。邊緣化生存的地理學認同將詩人的思維牽引到對身邊細小事物的異常關注上，對平常人生存境遇的仔細咀嚼和回思之中。黃禮孩寫道：“我珍藏細小的事物/它們溫暖，呆在日常的生活裏/從不引人注目，像星星悄無聲息/當我的觸摸，變得如此瑣碎/仿佛聆聽一首首古老的歌謠/並不完整，但它們已讓我無所適從/就像一粒鹽侵入了大海/一塊石頭攻占了山丘/還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小動物/是我尚未認識的朋友/它們生活在一個被遺忘的小世界/我想讚美它們，我準備著/在這裏向它們靠近/刪去了一些高大的詞”（《細小的事物》），這種關心小生靈的心懷和眼光意味著詩人有意識地貼近生活的地麵，向某種虛浮的人生道別的內在動機。這是基於邊緣性生存理解而發出的一種誠實平和的心音。劉衛在《背孩子的母親》一詩中寫道：“背帶是髒的/背帶繩是髒的/衣服是髒的/但你牽扯背帶繩的動作是幹淨的/但你扭過臉去/看背帶裏的孩子的眼神是幹淨的”，貧賤的母親也有高貴的母愛，卑微的生活絲毫沒有削弱一位母親對孩子的照顧與關切。概括來說，詩人們由邊緣化地理意識而帶來的邊緣性抒情或許會存在視野狹小、境界不開闊的弊病，但它那質樸、真純、感人的風骨與氣象卻是極為本真和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