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這幅畫掛在餐廳的牆上，正如我對我的小女兒作出的承諾一樣。在準備博士論文的漫長而又緊張的幾個星期中，我一直注意著那幅對我有啟迪作用的肖像畫。
每天晚上在我的家人入睡後，當我大口地吃著重新熱過的晚餐時，我都要盯著它看上很長時間。我沒有勇氣把這件事告訴巴巴拉。但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她有著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洞察力。她一直沒有提起此事，她等著我自己鼓足勇氣處理它。我終於完成了我的學位考試。現在我是“羅斯伯格博士”了，我以為它會使我受益匪淺。然而，坦白地說，它並沒有給我的生活帶來多少快樂。
在我畢業後的一天晚上，巴巴拉和我正一起躺在床上，我鼓足勇氣想問她一些問題。那時候已經很晚了。在黑暗的房間裏，當我咕噥著向她提出我的第一個問題時，我卻在心裏祈禱。希望巴巴拉已經睡著了。“巴巴拉，你睡著了嗎？”
“沒有。”她說。見鬼！我在心裏說。現在我隻能把自己支出去了。
“巴巴拉，你一定已經看見掛在餐廳牆上的薩拉的那幅圖畫了。為什麼你什麼也沒有說呢？”
“因為我知道這使你受到的傷害有多深，格雷。”從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口中說出這麼深刻尖銳的話語，真令我感到吃驚。但是聽到這個，我向她提出了我這一生中從未向任何人提出的同時也是最令我緊張的問題。
“巴巴拉……我想回家。我可以嗎？”
接下來是二十多秒鍾的沉默。這對我來說似乎有一個小時那麼漫長。“格雷，”
巴巴拉謹慎地說，“女兒們和我都非常愛你。我們想讓你回家。但是你一直都不在這兒。這麼多年來，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一位單身媽媽。”
這幾句話像冰一樣的冷酷，但是她說這話的時候極力抑製著自己的情緒，聲音很溫柔。
她說出的隻是簡單質樸、毫無掩飾的事實。
吳心
助人與優越感
曾讀過一篇文章，記述的是二戰期間一位德國老人的故事：他的家在農村，人煙稀少。有一天，一個身穿風衣、頭戴禮帽、手提皮箱的男人在他家院子柵欄外徘徊。他觀察良久，然後走上前去對那人說：“先生，您是否願意幫我把柵欄裏的這堆木頭扛到那邊角落裏去，我老了，扛不動了。”男人眼睛一亮，連聲答應，脫去風衣禮帽，然後很賣勁兒地把木頭扛過去並擺放得整整齊齊。那天晚上，滿頭大汗的客人心情愉快地在廚房裏與主人共進晚餐，然後又踏上了旅程。整個戰爭期間，城裏逃難的人很多，老人家裏的那堆木頭無數次地被從院子的兩頭來回扛過，而每搬一次，就會有一個客人與他共進晚餐。
——其實，那堆木頭根本不需要搬動。
我的心被這個故事深深地觸動。這是在我成長的曆程中，在我生存的環境裏，在我習慣的文化和熟悉的同胞中很陌生的一種感情：當一個人有能力幫助他人時，卻小心地把自身的優越掩藏起來，給受助者創造一個機會，從而使他覺得自己的受助是因自己付出而得到的報償，這是何等的仁慈啊！
從這位異國老人的所為中，我感到了自己曾有的“助人為樂”意識的缺憾還有什麼比一廂情願地“高尚”地助人更傷受助者的自尊呢？
曾經不理解“嗟來之食”中那個齊人的所為，當老師時，我一邊在課堂上給學生講這個人多麼有骨氣，心裏卻覺得他真不聰明。讀了德國老人的故事，我才頓然感受到寧死不受“嗟來之食”者的人格之尊。“嗟來之食”的故事有兩千多年了，可兩千年來，“嗟來之食”也好，“請來之食”也好，我們實在沒有真正體會到人的尊嚴在其中的呐喊。
最近我們身邊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在一個不幸的家庭中，母親重病臥床不起，父親決定離開這個家，14歲的女兒沒有跟父親走，而是選擇留下來照顧母親。於是，電視台、報社找上門來要宣傳她的事跡。從電視裏我們看到，記者在不停地問，而孩子隻是低著頭一聲不響，許久，她抬起掛滿淚珠的臉說：“你們別問了好不好，我不想說。”——隻要出發點是助人，其行為就是善舉嗎？把他人的痛楚、不幸以及自覺羞愧之處剝裸在光天化日之下，高揚起自認為高尚、無私的愛心大旗去解除他們的困難，這其實是一種殘忍，是一種自私，是無視他人尊嚴的殘忍，是無所顧忌地炫耀自己高高在上優勢的自私。
這樣的事，我們遇到了很多：貧困孩子因接受了別人的錢，他們就必須感激，受助的貧困生也因此必須比其他學生更優秀，更不能犯錯誤；對單親家庭的孩子，任何一個好心人都可以不加掩飾地投以憐憫的目光，去同情他或關心他……其實，有些人在慷慨地表示自己的關心時，是需要借助更渺小、更虛弱的人來襯托自己的高大——但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優越感可能給別人帶來心靈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