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段錦法
明代中葉在江南地區實行的賦役改革。全名為十段錦冊法，又名十段冊法、十段田法、十段丁田、十段糧米、十段均徭、均徭提編、均平提編或提編，名稱因地而異。始行於福建，有確切記載的是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邵武知府盛頤所進行的改革。嘉靖四十四年(1565)推行於江南。一條鞭法行後漸廢，惟雲南一直延續到萬曆朝。這一改革對穩定封建秩序，發展農業生產有一定影響。
明代中葉，江南地區土地兼並劇烈，裏甲之間戶等相同而貧富懸殊，兼以官紳優免，在賦役方麵出現丁糧多者役輕，丁糧少者役重的現象，貧苦民戶力不能支，每每破產逃亡。地方官府因此而推行十段錦法，以整頓役法，改革均徭，並清理田賦。其法仍保持明初輪役製，隻是在編審之時打破以戶為編審單位的界限，而將一州一縣應役丁糧分作十段(間有分為五段者)，每段丁糧(田)大致相等。一州一縣之均徭裏甲等役，逐年按段編派，每十年一輪。各府、州、縣在具體執行上也有區別，福建按原額丁糧分作十段，江蘇常州府將一縣田地分作十段，浙江衙州將各縣糧米均作十段，雲南各州縣按丁田分作十段。編審之年，有的將田折丁，但更多的是將丁折田核算。應役之年，將全縣銀力兩差共需銀額，編派於一縣之丁田，以應力役。輪役之年，此段有餘則留供下段；此段不足則預從下段補足。
以此法編審徭役雖人田並計，丁糧兼派，但尤重於田糧，人丁之負擔較輕，已具有攤丁人地因素。因各地丁糧、丁田折率不同，人丁徭役負擔也有差異。如邵武府各縣每丁折糧一石，人丁負擔約占全部徭役的20％；武進縣(今江蘇常州)每丁折田一畝，人丁負擔占全部徭役的85％。在力差改折銀兩及按丁糧分別編征徭銀方麵，十段錦的編審方法與一條鞭法略同，隻是尚未與田賦合並征收。
匠班銀
明代定期當班工匠繳納的代役銀。明代官手工業中的工匠，大都由匠戶承擔。洪武十九年(1386)法令：工匠以三年為班，輪流到京師服役三個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二十六年改定為一年至五年五種輪班法。景泰五年(1454)實行全國輪班匠劃一為四年一班。服役地點，洪武年間集中在南京，永樂遷都後以北京為重點。輪班匠隸屬於工部主管，為工部所屬的作坊工場和臨時工程供役。班匠除赴京輪班外，也有因特殊製作的需要而存留於本府，執役於織染局和禦器廠等處，稱存留。輪班、住坐和存留都是一種勞役形式。所提供的勞動都是無償勞動。工匠每應一班，雖名為三月，實際連同路程往返，往往需六七月，此外還受到官吏與作頭的勒索；工匠為服役，常常要借錢物絹帛，甚至典賣田地子女，故消極怠工、粗製濫造或浪費原料，乃至逃亡時有發生，明政府屢禁而不能止。明代中期，隨商品生產的發展，貨幣經濟的上升，政府對輪班匠製度進行了改革。
成化二十一年(1485)規定輪班匠可以銀代役。凡願出銀者，每月每名南匠出銀九錢，北匠出銀六錢，不願者仍舊當班。弘治十八年(1505)，規定每班征銀一兩八錢，遇閏征銀二兩四錢。嘉靖四年(1525)補充規定，工匠無力者，亦隻令上班，不許一概追價類解。八年後令南直隸等處遠者納價，北直隸等處近者當班，各從民便。嘉靖四十一年規定，班匠通行征價類解，不許私行赴部投當。當時各省工匠共十四萬二千餘人，每年征銀六萬四千一百多兩。此法實行後，官手工業中隻剩下存留軍民匠一萬二千餘名，官手工業明顯衰落，值班匠隻要繳納匠班稅，就可自由經營，不再服役。官府所需產品，越來越依靠市場，從而推動了商品生產的發展。
明朝政府因匠戶逃亡嚴重，改征匠班銀，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並不曾真正解除手工工匠所受的封建勞役的束縛，因為匠班銀就是基於匠戶所具有的封建勞役義務的身份關係交納的；並且這一勞役剝削方式的改變，也僅限於輪班工匠，住坐工匠仍照舊供役。
三餉
明末加派的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項賦稅的合稱。①遼餉亦稱新餉，始征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於遼東的軍事需要。到四十八年止，全國除貴州等少數地區外，平均每畝土地加征銀九厘，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天啟時，並征及榷關、行鹽及其他雜項銀兩。崇禎四年(1631)，又把田課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銀六百六十七萬餘兩，除兵荒蠲免，實征銀五百二十二萬餘兩，另加關稅、鹽課及雜項，共征銀七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②剿餉為鎮壓農民起義的費用，總數兩百八十萬兩，主要也征自田土。原議隻征一年，實際上從崇禎十年起，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③練餉是崇禎十二年根據楊嗣昌的提議征派的，名義是訓練“邊兵”，加強九邊各鎮防禦力量，實際是為了對付農民起義。此餉共征銀七百三十餘萬兩，其中田賦每畝加一分，約占總數一半以上。
三餉的加派反映了明末統治的腐敗，使已經激化的社會矛盾更趨尖銳，並成為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統治者入關後，為籠絡人心，曾下詔蠲免三餉，但沒有認真實行，特別是遼餉中的九厘銀，不久即被編入《賦役全書》，成為田賦的正式份額，終清一代，再未蠲除。
金花銀
明代稅糧折收的銀兩。原意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銀兩，又名折色銀或京庫折銀。明初征收賦稅主要是實物，僅坑冶稅有金銀。夏稅秋糧折收金銀惟在陝西、浙江偶一行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邊費用間亦取於其中。永樂遷都後；京師官員需持俸帖往南京支領俸米，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有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於民於官均不利。為解決這一問題，宣德時江南巡撫周忱乃請檢重額官田、極品下戶稅糧，準折納金花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充奉，取得較好的效果。正統元年(1436)，副都禦史周銓建議於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不通舟楫處，將稅糧折收布絹白銀，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戶部尚書黃福等也先後奏請。明王朝遂決定將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之夏稅秋糧四百餘萬石折銀征收。米麥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折銀一百零一萬二千七百餘兩，於北京內承運庫繳納，每季分進二十五萬餘兩。其後概行於全國其他各布政司，以為永例。實行結果，內府庫中金花銀的數字最大。萬曆六年(1578)後，每年又增銀二十萬兩，除折放武官月俸外，主要用於皇帝賞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