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農經濟時代，或者說自然經濟時代，國朝有一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不把人的時間，尤其是農民的時間當錢看——當然，這裏特指的是“時間”，而不是“體力”，重勞力畢竟還是會被朝廷當成徭役，被豪紳當成雇工。但是如果刨除體力值的屬性，光看一些費時間不費力的活計，就基本上沒人把這玩兒當成生產要素算進成本裏去了。
對於中國的古人，養豬隻要沒有支出飼料成本，那就相當於是零成本了。雖然這個零成本有很大的製約，比如五口之家隻能養一頭豬——因為一家人的排泄物和碾米時候剩下的最硬那層糠皮，甚至部分帶著腋芽的秸稈上段，全部搜羅起來，也就隻夠一口豬最多加一條狗的食量。要是再多的話，那麼這些零成本的垃圾飼料便不夠吃了，豬這種本該不要錢白養的東西，也就會變成超級不劃算的、居然要花錢籌備飼料的劣質家畜了。
隻養不要錢的豬，帶來了幾個後果，第一，就是豬肉幾乎沒有進入市場，因為每家養殖規模都很小，所以直到宋為止，豬都沒有進入屠沽的市場。都是窮人實在沒別的肉吃，便捏著鼻子自己操刀宰了，忍著比羊肉臊臭好幾倍的重口味吃了。雖然臭，但是對於吃不起肉的人來說，也還是不錯的了。至於為什麼口味重，看看這個時代的飼料，誰都能明白原因。
第二個後果，就是因為沒有進入流通領域，富人也不吃，所以豬肉的烹飪技巧極為落後，給了蕭銑鑽空子改良惠民的機會。正如後來曆史上發明東坡肉的蘇東坡所言，“富家不屑食，貧者不解煮”有錢人不吃；窮人雖然吃，但是沒文化，不會總結，燒不好。會稽老酒這種金貴的東西，即使是少量作為去臊味的佐料，也不會有窮人去想到放，別的一些香料就更不會用了。
第三個後果，就是即使有少數豬肉流入流通領域，但是因為規模小，而且賣方也勢力薄弱，導致豬肉的“市場指導價”極為低廉。
大隋朝在北方關隴、河東、河北等地，草場尚算茂盛，羊肉相對普及，但是一斤羊肉都至少要換到七八斤粟米。到了南方，羊肉稀缺，即使是春荒時候稻米價格相對高企時，都要超過十斤米才能易一斤羊肉。如果是豐收後的季節，羊肉換到一鬥稻米都是有可能的。畢竟相對於農作物來說，動物產品不受季節的限製，價格比較穩定，即使稻米豐收季米價跌了，肉價也是不會跌的。
在江東羊肉價高達十斤米或鬥米易一斤肉的情況下，那些少數流入市場的豬肉，卻隻要平均兩三斤米價就可以搞定了，竟然隻相當於羊肉的四分之一。
得到這個行情消息的時候，蕭銑就展開了一陣抄底——在豬肉的價值沒有被正視之前，把本地的豬隻大量收購屠宰一批，而且冬季氣候寒冷，宰殺後存放得法的話留兩個月也不是問題，而且這時代也沒發現有醃漬醬漬的技術。搞得好的話，作為勞役民夫的犒賞，相信對士氣的激勵會有一個巨大的提升作用。而等到錢塘、餘杭等周邊地區開始傳開豬肉的新式烹飪方法之後，相信豬肉的價格就會有一個提升，與羊肉之間的差價倍數也不會這麼大。
說句題外話，蕭銑自己既然知道這個時代的豬大多數是怎麼養出來的，那麼即使是與民同樂，也不可能去吃那些豬肉。本著人民好公仆的優良傳統，咱蕭縣尊自然是讓幾家豪紳挑選了一些隻吃穀糠豆粕飼料、喝淘米水長大特供豬，然後才擺出那副與民同樂的樣子。在油菜花還沒普及、玉米花生還在美洲的年代，華夏大地上要吃點植物油，還真是隻有靠大豆油解決了，榨油剩下的豆粕，相對來說比後來宋明兩朝還好找一些。
……
祭出了豬肉犒賞的大計，似乎在十一月的後半段，杭州城裏裏外外這幾塊大工地上的民夫就更加帶勁兒了。
百井坊一帶一路往西，幾乎每日都可以掘出兩三口水質不苦的深水井。相信到了臘月末的時候，至少可以解決城北半座城乃至城外農田的飲水、灌溉所需。畢竟杭州不缺地下水，缺的隻是讓地下水在抽出來之前的深層濾淨而已。民間歌功頌德之聲不絕於耳，幾乎沒法相信新來的縣尊居然短短兩個月就把闔縣百姓的喝水問題解決了大半。
最西邊的西溪河工地那頭，主河道深度已經深挖到了一丈二尺，雖然河道寬度從原來的近百丈束窄到了二十丈，不過河道深度卻增加了六倍之多，水流也改直湍急了一些，一改原來漫灘沼澤的泥濘模樣。上遊還往遠多挖了十幾裏路，一直挖通到了餘杭縣的南苕溪。隻是最後引水入西湖那一段受到了阻礙——西湖三麵環山，湖西北麵有寶石山、棲霞嶺和桃源嶺等圍繞。即使選取最簡便的路線引水，也要在棲霞嶺和桃源嶺之間開鑿一個口子才行。
在疏鬆的沉積地質環境下開挖上百裏路，所需要的工程量，也不一定比在堅硬的山區挖那麼區區一到兩裏。如今，就是引入西湖的最後一裏地被山岩地質所阻，暫且隻能放在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