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這番話，我不免有點煩躁不安。我問老船長，既然我已立了遺囑，指定他為我的總繼承人，那兩位代理人怎麼會這樣處理我的財產？
他告訴我，他確實是我的繼承人。但是，在我的死亡沒有得到證實，在沒有獲得我死亡的確切消息之前，他就不能作為我遺囑的執行人。再說，這遠隔重洋的事，他也不願意參預。不過，他已經把我的遺囑向法院登記過，而且提出了產權要求，如果他能拿出我已死亡的證明，他早已根據財產委托權，接管我的糖廠，並且派他目前在巴西的兒子去管理了。
“可是，”老人家說，“我還有一個消息要告訴你。這個消息，你可能不太容易接受，當時我們都相信你已經死了，其他的人也這樣認為，你的合股人和代理人就把你的財產頭六七年的利息交給了我，我都收下了。不過那時候種植園正需要增加設備，建立糖廠，又要買奴隸，所以數目沒有後來那麼大。不過，我一定要把我一共收了多少，以及我是怎麼處理的，給你一份可靠的清單。”
我和這位老朋友又連續談了幾天。他給了我一份我種植園最初六年收入的明細賬，上麵有我的合股人和兩位代理人的簽名。記載的都是現貨，如成卷的煙葉、成箱的糖，還有糖廠的其他產品，像甘蔗、酒、糖漿等等。從賬目上可以看出我的收入每年都有顯著的增加。不過，正如前麵所說，由於頭幾年開支較大，數目是很小的。盡管這樣，老人家還是老老實實告訴我，他還欠我四百七十塊葡萄牙金幣，另外還有六十箱糖、十五大卷煙葉。這些東西都在他的船上損失掉了。因為我離開巴西十一年以後，有一次回裏斯本，船隻出了事。
這位善良的老人向我訴說了他的不幸遭遇，說他萬不得已，才拿我的錢去彌補損失，在一條新船上入了一點股。“不過，老朋友，”他說，“你要用錢的時候，是有錢的。等我兒子回來，我就可以把錢還給你。”
說著，他拿出一個舊錢袋，給了我一百六十個葡萄牙金幣，又開了一張證明，出讓他在他兒子開到巴西的那條船上的個人股權（他在那船上有四分之一的股份，他兒子也有四分之一的股份），交給我作為其餘欠款的擔保。
這位可憐的人的正直和善良大大感動了我，我簡直聽不下去了。回想起他過去對我的好處，回想起他怎麼把我從海上救起來，一直待我都那麼慷慨，尤其是他現在又這麼真誠友善。聽他這麼說，我禁不住哭了起來。我問他，目前情況下他能不能拿出這麼多的錢，拿出這麼多會不會使他手頭拮據？他告訴我，當然會拮據一點，可是，這畢竟是我的錢，而且我或許比他更需要錢。
這位善良人所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是出於誠摯的友愛。他一邊說，我一邊不住地流淚。我隻要了一百個葡萄牙金幣，並讓他拿來筆墨，寫了一張收據給他，其餘的錢都還給了他。我告訴他，如果我能收回種植園，我就要把這一百金幣還給他——這一點我後來果然做到了。至於那張股權出讓證，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收的。如果我需要錢，我知道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定會給我的。如果我能收回他認為我有理由收回的產業，有錢了，我永遠不會再向他要一分錢。
這之後，老人家又問我，是否需要他替我出主意收回我的種植園。我告訴他，我想親自去一趟。他說，如果想去，走一趟也可以。但如果我不想去，也還有別的辦法保證我的產權，而且可以馬上把利息撥給我使用。現在裏斯本的河裏正有一批船隻要開往巴西，他勸我帶上他宣誓證明我還在人世，聲明我就是當初領取土地、建立種植園的那個人的筆供，重新到官方登記處去登記。
我把他的筆供請官方公證人證明了，並請他給我起草了一份委托書，然後他又叫我把這兩份文件連同他的一封親筆信一起寄給他認識的一位巴西商人，建議我就住在他家裏靜候回音。
委托手續辦得非常公正，過了不到七個月，我便從兩位代理人（我正是因為他們才航海的）的後代那裏收到一個很大的包裹，裏麵包著下列信件和資料。
其一，是我土地或種植園收入的流水賬，從他們的父親和這位葡萄牙老船長結算的那一年算起，共六年，應該付給我一千一百七十四個葡萄牙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