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首先是國際政治鬥爭的產物。特別是在冷戰的大背景下，美國將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與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政治鬥爭結合在一起，其中包括：通過對發展中國家中非社會主義製度國家的發展援助，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幫助穩定非共產黨政權的統治；或是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援助，贏得受援國對美國的好感及支持，使其在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中選邊站，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同美國保持一致，這也是摩根索所稱的國家間的"政治賄賂"。另外就是冷戰時期，出於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需要，同蘇聯在發展中國家經濟領域全方位直接對抗。當然，上述三個方麵是互相聯係而非完全割裂的，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國家，美國發展援助的動機和目的也各有側重。在冷戰時期，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既可以理解為對蘇聯政治、經濟冷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以視為美國在對蘇冷戰過程中聯盟戰略的組成部分。
一、發展援助、經濟發展與維護自由世界政治體係
戰後前期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政策，其主要目的之一是維護發展中國家中的非共產黨國家，特別是美國盟國的政局穩定，進而遏製共產主義可能的"滲透"或"顛覆"，確保並擴大美國在"中間地帶"的勢力範圍。
在冷戰初期，美國通過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在歐洲建立了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遏製防線。但在從近東到遠東這樣廣大的地區，即在整個發展中國家，美國麵臨的則是完全不同的局麵。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既沒有歐洲發達的工業基礎，也沒有歐洲相對完善的政治製度。無論是已經取得獨立的國家，還是正在進行民族獨立運動的國家，抑或是仍處於西方殖民統治的地區，無一例外都是經濟比較落後，甚至尚未解決溫飽問題。這些地區的人民對美國的政治價值觀念和冷戰政策並不了解，也不關心。"他們更關心填飽自己的肚子而不是填寫空白的選票。"【1】如果不能解決溫飽問題，"自由世界"的政治局勢就會充滿不確定因素，並可能導致公眾的不滿及社會的混亂。"美國的冷戰鬥士始終在擔心這些大陸陷入混亂，如果局勢不穩定，不僅會使同盟關係不牢固，更為麻煩的是，將導致共產主義的顛覆或入侵。"【2】這是美國的決策者在發展中國家最為關心的問題。
在美國決策者看來，幫助解決貧困問題，是美國保護其在第三世界利益的先決條件。正是從冷戰的角度出發，美國開始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這同時也決定了，在冷戰的大環境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是美國對社會主義陣營遏製戰略的組成部分。正如美國外交史學家米切爾·亨特（Michael H.Hunt）所指出的："發展是遏製的小兄弟，遏製的焦點在於眼前急迫的事情，即阻止蘇聯及其左翼盟友的接近；而發展則是提供對於共產主義病毒的長期免疫力。同遏製政策一樣，發展政策也是從由來已久的意識形態啟發而來。遏製強調一個偉大國家捍衛自由的責任，發展則是從美國古老的觀念而來，即采取適宜的、合法的步驟進行社會改革"，以使"穩定而自由的社會獲得可靠的保證。"【3】另一美國著名曆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J.Boorstin）也深有同感，他在談到戰後美國對外援助時曾這樣分析："美國人相信自己的財富可以提高任何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們認為，具有較高生活水平，也即接近美國生活水平的人民，更容易接受民主，因此也就更傾向於熱愛和平並對美國友好。另一個不言而喻、有補充作用的假設是，貧窮、困苦、工業落後會使任何國家的人民變得不那麼熱愛和平，不那麼民主，因此也就更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更傾向於成為美國的敵人。"【4】
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政策誕生於冷戰初期，率先提出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援助政策的杜魯門總統在1947年3月的一次演說中強調："集權政體的種子全靠災難和匱乏來發芽滋長，它們在貧困和不滿的土壤裏蔓延滋長，當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希望破滅時，它們就成熟了。"【5】就第四點計劃而言，杜魯門總統認為："第四點計劃是我們對受共產主義統治威脅的國家進行援助的具體表現。第四點計劃是和我們保證這些國家在衣食住等條件方麵得到適當改善，從而防止共產主義在自由世界擴張的政策相輔相成的。第四點計劃所致力的不僅是為這些人民帶來民主的理想，而且要通過明智的合作為他們帶來美好生活的實際利益。"【6】
1949年底，蔣介石政權從中國大陸潰退到台灣地區，美國擔心緊鄰中國大陸的東南亞國家局勢不穩，為了實現東南亞穩定和保護西方在東南亞的利益，美國國務院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之間，先後向東南亞派出了一係列使團。如1949年12月的傑瑟普使團，主要考察亞洲形勢並提出具體建議；1950年2月27日，以艾倫·格裏芬（Allen Griffin）為首的特殊經濟考察團，考察東南亞各國的形勢，目的是為貫徹向東南亞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的計劃提出建議。在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總統派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使團前往菲律賓考察當地的經濟以及財政稅收政策。此後，杜魯門政府出台了一係列的政策來援助法國和英國在印度支那和馬來西亞鎮壓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並向緬甸、泰國、印度尼西亞及菲律賓提供大量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在整個東南亞地區承擔起更多的責任，以確保東南亞的政權穩定及親西方傾向。
在上述幾個代表團中，格裏芬使團的主要任務是考察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形勢，評估東南亞國家政局的穩定狀況，並根據代表團的考察狀況提出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方案。1950年3月，格裏芬使團先後訪問了越南、馬來亞、緬甸、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在每個國家停留7到10天。格裏芬回國後向經濟合作署提交的報告中寫道："東南亞國家在抵禦國內顛覆、政治滲透或軍事入侵方麵並無把握，代表團建議的每一個項目都是盡可能大的增強力量，以保證不同階層的人民支持他們的政府，這樣才能給他們帶來直接的和實實在在的利益，以及奠定提高生活水平的良好基礎。"報告中指出，美國通過向東南亞國家提供兩種類型的援助：一是基礎公共事業以及經濟恢複提供技術和物質援助；二是為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恢複，特別是為其工業和農業生產提供技術和物資援助。在美國的經濟和技術援助下，東南亞國家政府將向自己國家的人民證明，他們"是有能力為自己的人民帶來利益的，因此可以在公眾中，特別是農村人口中奠定政治支持。"【7】代表團進而建議美國政府向東南亞提供一項總額達6600萬美元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其中撥付越南的金額為2350萬美元，用於幫助保大政權獲得真正的獨立，增強其廣泛的吸引力。【8】
在格裏芬看來，美國通過向東南亞國家的非共產黨政權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盡快促進當地的經濟恢複和發展，並提高公眾的生活水平，可以為東南亞的非共產黨政權打下堅實的統治基礎。第四點計劃就是以此種方式，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
隨著美蘇冷戰的加劇，美國對處於"中間地帶"的發展中國家更感憂慮，尤其擔心所謂"自由世界"的國家，由於內部經濟狀況的不穩定，導致親西方政權的垮台。因而，為強化冷戰背景下的美國對外經濟政策，杜魯門總統要求格雷和洛克菲勒重新研究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政策。1951年底，格雷和洛克菲勒兩個委員會的對外經濟政策報告相繼完成。這兩個報告一致強調，通過增加對外援助促進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增強這一地區的政治穩定，對維護美國的政治利益是至關重要的。如格雷報告在談到不發達國家的問題時指出："這些國家不再接受貧窮是不可避免這樣的事實，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與他們目前尚未解除貧困狀態之間的對比，使得他們對國內的不穩定十分敏感，這為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尤其是，一些國家在地理上與蘇聯控製的國家接壤……在目前世界局勢緊張的狀態下，我們在這些國家利益的危機在增加。"因而，報告建議總統采取如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