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敘事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從諸葛亮隱居過的古隆中調往成都時，隻有三麻袋圖書。來到了買書極其方便的大都市，而且又在出版社工作，家存圖書的劇增是不用說的了。剛來成都，是寓居在四川省婦聯單位宿舍一套兩居室的舊房間，三個大書架立於臥室，著實有點惹眼，來我家的人都免不了說一句“這是書呆子的家”，孩子的媽媽並無不滿，隻好無奈地笑一笑。
五六年過去，我供職的四川文藝出版社分給我一套三室一廳的住房。搬家時，那些書啊，真是害苦了我。在四川省婦聯我們住的是三樓，上一層住戶幾年來留給我的印象，是每天夜裏都在拖動床鋪或桌椅，而且他們大小便的聲音總是那麼清晰。因此我們單位分房征求所需樓層意見時，我毫不猶豫地定了最上一層。至少，從此再也沒有人在我頭頂上拉屎拉尿了！
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把幾百捆圖書從底樓提上六樓，決非易事。那時，我窮得傷心，連十元錢也算一筆大款子，也就不敢花錢請人幫助運；須知，當時十元錢可以買一二十本書。我還不知道搬家可以用公家的車，直到我自己借用四川省婦聯食堂的拖鬥車苦幹一個多月（每天下班後從城北哼哧哼哧地蹬車一個多小時到城南）把家具、衣被和一大堆圖書運得差不多時，一位陰陽怪氣的社“領導”特意來對我講：“搬家，咋不說一聲？我給你派車。”其實，我頭一回蹬拖鬥車，這位社“領導”見了還說了一句：“哎喲！龔明德會蹬拖鬥車？”——“中國特色”的事，不說也罷！仍說我那幾百捆圖書。
圖書在書架上排列著，並不覺得好多，一捆一捆地提上六樓，堆放於室廳相通的大間，嚇了我一跳：怎麼會有那麼多？整整地碼了兩米高幾乎滿滿一個大通間。
分類排列這些書，成了我那幾個月的大事業。必須得有至少十個雙排放書高兩米以上的大書架，才放得下這麼多書。於是，去買木頭、去請木工。折騰了十多天，把能放書架的地方，都做上了書架，書架被牢牢地釘死在牆上。室廳中間原是一麵八門玻璃牆，也取消，頂天立地做成可放三排書的書架，兩麵用舊床單一掛，竟也像書櫃了。
這樣又過了好幾年，又積了不少書，隻好在孩子的小臥室、在陽台甚至小餐廳，都見縫插針地塞入了書架。經濟條件略有好轉，我讓木工把所有書架都配上了門，又請油漆工一律漆成了與白粉牆差不多的天藍色，我稱這種顏色為晴朗的顏色，足見我的心情之愉悅。
再也無法填加書櫃了，但聚書還在繼續，且愈來愈烈。如這幾個月就先後購置了《冰心全集》、《巴金全集》、《馮至全集》、《周作人自編文集》，加上去年到手的《朱自清全集》、《葉聖陶集》等，簡直是狂收狂購！稍知書情的人都知道，這些書都是十多二十卷一套，且價格亦不低，如《巴金全集》就是近千元！購書最多的一次，是一九九二年盛夏。一家六七十年館齡的老圖書館接上級指示，館藏轉向。我得知訊息，立即去挑選圖書，五角錢一本，可能買了一兩千斤。這次的收購，對我的存書是一次絕大的豐富，因為大量的民國年間的珍本書都是這次得到的，我這幾年公開出版的《新文學散劄》、《文事談舊》、《昨日書香》等著作的原始素材大都得益於這批書。
當然，一二十年來我一直在下午下班後和節假日，都興致勃勃地騎個爛自行車滿城大街小巷地跑，賤價買到了不少對我研究大有用處的書。可以講，成都市沒有認不到我的賣舊書的地攤設主和舊書鋪店主。這些生活在底層的善良的下崗工人或進城謀生的農民，他們都對我格外關照，隻要我要的書，他們都明說：“別人買少了三十元不賣，你龔老師看得起，給幾元錢算了。”我一般都給一張十元的錢。
我在出版社當了二十多年的編輯，在送書給別人的同時，也得到了不少贈書。然而，如果說實話，真正要讀的書，主要還是靠自己花錢去買。現在的書價太高，支付書款時的確有點心痛。但隻有“高消費”才能刺激“高生產”，書買回來就趕快認真讀，讀了就“生產”一點東西，至少得收回“成本”吧。一笑。
如此二十多年的錙積珠累，我的書房已是巍巍壯觀——我弄到的“中國新文學”書籍以作家計，可能有五六百個以上的作家全集、文集或選集；旁涉的文學理論、中外曆史、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等，也基本上應有盡有；與“中國新文學”相關的外國文學作品我存備得不算多，但仍可一說，像《簡愛》、《愛的教育》這類中國新文學名家譯品，我就搜羅了原文本和重要的漢譯本，且都有長篇研究心得麵世；那個時段即五四至一九四九年秋末有關的“政治”讀物，我也設法弄到，如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在“解放區”印行的大開本巨卷《毛澤東選集》我就有一套；還有一些“土改”文件，因為我要研究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
倘若問我：你最珍愛的書是哪一部？這種提問是不懂書、不愛書而且也不會讀書的人才可能說得出口的，沒有回答的必要。倘若問我：這麼多書，你都讀過嗎？問這問題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惡，從此可以不再讓這類東西進書房了，它們（不要改為“他們”）是書的“喪星”，隻該令其去當負責說空話的閑官或做與書無關的穩穩當當賺錢的生意。我的書房已有十多年拒絕剛才說過的兩類“分子”進入，碰見了，非說幾句話不可時，我寧願吊兒郎當地講一個“黃段子”，決不談書。它們硬要談書，我會冒一句粗話：“什麼雞巴書哦！”——和這類東西談書，是對承載文化的書的侮辱。
我的書房其實是一個避難所，雅一點說就是“業餘做工室”；如果沒有書房，我早就自殺了。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知道我的經曆的人，都會認同。書房給了我生命、給了我安慰、給了我自信，也給了我比我規規矩矩坐班所得薪水還要多的收入，否則我沒法買那麼多的書。
我的書房叫“六場絕緣齋”，“六場”最初有所實指，後來泛指“與書無關的場所”，和“六親不認”的“六”一個含義。本來，那年秋初，在江南至成都的列車上，流沙河先生談及“六場絕緣齋”，他老人家認為是消極的表述，代我易為“明德讀書堂”，還很快應我之求賜我一副墨寶“知恥乃大勇。明德著高文”，字寫得酣暢飽滿、強勁剛烈，是沙河老師少見的粗獷風格的書法力作。在空白的邊沿，沙河老師用小字題寫了跋文，詳記齋名緣由。此下聯有“版本變遷”，“著”的“口述版”為“即”，待我見到墨寶實物，已是“著”字，含有沙河老師的叮囑，我當記取。
但正如沙河老師的墨寶跋文所預料的，“明德讀書堂”很難開張，因為缺銀子！我隻好繼續“六場絕緣”，像書愛家阿泉著作書名所示，“躲在書籍的涼蔭裏”，規規矩矩地坐班之餘，就讀就寫。我不會害人，也希望人不要害我。我希望我的讀寫對人有益。比如，我極樂意盡我之力，去幫助文化上的“弱勢群體”，尤其見到重印了好幾版的書，還有不少錯誤，我就要怒吼，但隻要我一行動，就遭圍攻。這是什麼世道哦？——我沉痛地想。
我隻會認字，當官的總逼我“創收”……真有點活不下去呢！
好在我有書房，下班後，大門一關，便是深山了。這深山真有挖不完的寶啊，至於什麼寶，讀過我的文章的人，都知道。
末了，廣告一下：南京的東南大學出版社剛印出我的《昨日書香》，厚厚的四百多頁，才二十五元錢，連郵費在內也不過三十元錢。讀過這本書，你就知道“六場絕緣齋”有多豐富的書刊資料存儲，《昨日書香》的取料，都源自我的書房。
一想到我的書房，我整個人就生動起來，更不用說在裏麵讀寫了。
我的珍本書
一說珍本書，人們多半會想到價值連城的“一頁一兩黃金”、一薄冊最低價三五萬元的宋版書，或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五四後新文學的雜誌創刊號、圖書初版本、名家簽名本等等。見了這類書刊，隻要價格能讓我承受，我都會毫不遲疑地購下我缺存的，但從我內心深處來講，我並不看重它們。我從來都不認可我是藏書家，從有意識地備書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了，我還沒有為某一本視為“珍稀版本”的書刊去刻意搜求過。我甚至將我用過的極難弄到的六七十年前的民國版本書刊一堆一堆地送給同行友人，分文不取。然而，我也有我自己視為珍本的書。
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的學者閻純德業餘邀約幾位同事，組編了在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大型而頗具權威的《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卷，已在四川文藝出版社印行了六個分冊。我一九八三年秋調入四川文藝出版社時，剛巧接手責編後四個分冊。這部辭書頭兩個分冊曾在閻純德供職的學校印過“征求意見稿”，書名就叫《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一分冊和現代第二分冊。我是在成都的舊書地攤上一元一本各弄到一冊的。我珍視它們，是因為有一些入編這兩個“征求意見稿”的作家，都口頭或書麵表述過他們對自己條目的“意見”，要對這些很被研究者看重的“意見”作分析，不細讀這種內部流通的“征求意見稿”就沒法進行。舉丁玲為例。
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印行的《丁玲文集》第九卷，收有日記。丁玲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的日記中有一大段話是直接評說《中國文學家辭典》中的“丁玲”條目的，但正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二編輯室即後來分立的四川文藝出版社印行的收有“丁玲”條目的《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一分冊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才出版，顯然，被丁玲在日記中評說的就是“征求意見稿”《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一分冊，一九七八年九月內部發行。丁玲日記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寫道：“伯夏來，帶來文學家辭典。”伯夏就是丁玲的丈夫陳明，可知是《中國文學家辭典》的編寫者把印出來的書送一本到丁玲家中，陳明又把書帶到醫院交給丁玲。隔了兩天，丁玲便在日記中大發脾氣：“你們既然自己沒有定論，那就取消這個人好了，何苦要那樣的把一個從事五十年寫作的人來肆意貶低呢？”
如果做丁玲研究的人手邊沒有“征求意見稿”《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一分冊，丁玲的上述那一天的日記就讀不明白。
也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二編輯室，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名義印過上下兩厚卷的《中國現代作家傳略》，上卷一九八一年五月出版，下卷一九八三年五月出版。這套工具書公開發行之前，也印發過供“內部使用”的版本。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四川文藝出版社搬遷到新竣工的出版大廈十一層時，在廢紙堆裏發現一本也叫《中國現代作家傳略》的書，編為“第三輯”，我才知道這點。但不曉得共有幾輯。這第三輯是深綠色封麵，書名係燙金的茅盾題簽，尤其醒目的是書前二三十個頁碼的重磅銅版紙作家照片，多為正三十二開的四分之一大小，也有一整頁一幅的。更令我感到難得的是，所載作家傳略，絕大部分是作家本人提供的原始內容，文字未遭出版社的“三審”淨化，可多了解一些作家的自我描述。
見到“內部使用”本《中國現代作家傳略》第三輯之後，簡直喜自天降，不到一年工夫，我在多處地攤上就以賤價配齊了這套人名工具書，一共是五輯，分別印行於一九七八年十月、一九七九年一月、一九七九年六月、一九八年三月、一九八年九月。雖然這套工具書是內部自印本，但主事者堪稱編輯出版行家，不僅版式大方清新，編校質量也過硬，而且善始善終，在第五輯的最末，附了所收二百九十六位作家的姓氏筆畫為序的總目錄，查找使用時極其方便。而那套公開印行的上下卷《中國現代作家傳略》就沒有弄總條目索引，要查找某一個作家，很不容易一翻就見，麻煩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