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小孩“旁聽”大人論事
傅雷家中常常高朋滿座，他們聚在一起談文學藝術，論人物哲理。起先，傅雷不允許傅聰和他的弟弟傅敏在場，更容不得他們插嘴。而小孩子呢，天性好奇，總想擠在大人中間表現自己。大人越是不讓聽，小孩子就越是想來聽。有一次，畫家劉海粟到傅家作客，與傅雷在書房內鑒賞藏畫，兩人之間免不了一番高談闊論。說話間，傅雷忽然要去外間取東西，打開門竟見傅聰帶著傅敏正偷聽得入神，傅聰為此被父親狠狠地訓斥了一頓。
這件事發生以後，傅雷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反思訓斥孩子究竟有沒有道理，同時分析拒絕與接納孩子參與大人談話的利弊得失。考慮再三，他決定讓小孩聽大人論事，因為這樣可以讓孩子早涉入世，促使孩子早慧。於是，等孩子們稍稍長大一些，傅雷就允許傅聰和傅敏從“偷聽生”轉為正式“旁聽生”了。
傅雷的朋友大都是社會名流賢達，有高尚的人品學養。所以傅聰從其孩提時代的“旁聽”中，學到了許許多多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天賦從孩子的生活中發現
還在傅聰很小的時候，傅雷就發現了他的音樂天賦。當然這是經過了一定的曲折的，而不是“一錘定音”。
傅雷對教育子女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賦，不能逆天賦而行。傅雷在給周宗琦的信中寫道：“天生吾人，才之大小不一，方向各殊；長於理工者未必長於文史，反之亦然；選擇不當，遺憾一生。愛好文藝者未必真有文藝之能力，從事文藝者又未必真有對文藝之熱愛；故真正成功之藝術家，往往較他種學者為尤少。凡此種種，皆宜平心靜氣，長期反省，終期用吾所長，舍吾所短。若蔽於熱情，以為既然熱愛，必然成功，即難免誤入歧途。”基於這樣的想法，當傅聰還在三四歲時，傅雷就在他稚嫩的心靈活動中尋找他天賦的閃光點，開始為傅聰鋪築人生之路了。
起先，傅雷曾讓傅聰學習美術，因為傅雷覺得自己精通美術理論，又有許多朋友是中國畫壇巨匠，如果傅聰能拜他們為師，博采百家工，定會在繪畫上大有作為。
誰知傅聰不是繪畫的“料”，他在學畫時心不在焉，那些習作幾乎都是鬼畫桃符，亂筆塗鴉，絲毫沒有顯露出預期的那種美術天賦。而與此同時，傅聰的一些細微愛好則引起了傅雷的注意。他發現兒子鍾情於家裏的那架手搖（發條動力）留聲機，每當留聲機在放音樂曲時，兒子總是一動不動地依靠在它旁邊靜靜地聽，而每當此時小男孩那固有的調皮好動的天性即一掃而光。於是傅雷果斷地讓傅聰放棄學畫而改學鋼琴，此時傅聰已7歲半了。但傅聰的每一個細胞好像都是為音樂而存在的，他學琴僅幾個月，就能背對鋼琴聽出每個琴鍵的絕對音高。在啟蒙老師雷垣教授肯定傅聰“有一對音樂的耳朵”後，傅雷最終認定，自己確實發現了傅聰的音樂天賦。
傅聰自從與鋼琴結緣後，如魚得水，每天放學回家做完功課就全身心地撲在鋼琴上。對於他的彈奏技巧，若不是親眼目睹，很難相信這悠揚悅耳的琴聲竟是一個小男孩彈出來的。傅聰10歲生日那天，傅雷為他買了一個特大的蛋糕，又請來傅聰的許多小琴友，結果傅聰的生日慶祝會變成了一個少兒鋼琴聯歡會。令人叫絕的是，那天正好在場的著名音樂教育家丁善德還充當了評委。
一場關於轉學的風波
年8月，國家派遣傅聰到波蘭學習鋼琴，導師是“肖邦權威”傑維茨基教授。次年2月，傅聰經過1個月的緊張角逐，摘取了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的“瑪祖卡”獎，被新聞傳媒譽為“波蘭的傅聰”。
比賽結束，傅聰繼續留在波蘭學習。當時他對在波蘭學習鋼琴的環境十分滿意。他在給父母的信中這樣寫道：傑維茨基教授“在對每個作家的每個時期的作品的理解上，在世界是有數的權威了”；“年輕的最好的波蘭鋼琴家差不多全出於他的門下。經他一說，好像每一個作品都有無窮盡的內容似的”；“我所有的毛病都未能逃過他的耳朵。”
然而青年人的思想有如六月的天，說變就變。不久，傅聰產生了轉學到蘇聯的想法，並得到了我國有關方麵的同意。他這時還想乘轉學之際，順便回上海與闊別的父母見上一麵。傅雷聽說傅聰意欲轉學的消息後，十分惱火，他覺得這是關係到兒子今後人生道路的大事。他立即給傅聰寫了一封長信：“我認為回國一行，連同演奏，至少要花兩個月；而你還要等波蘭的零星音樂會結束以後方能動身。這樣，前前後後要費掉3個多月。這在你學習上是極大的浪費。”“我們做父母的在感情上極希望見見你，聽到你這樣成功的演奏，但是為了你的學業，我們寧可犧牲這樣的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