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住了十年，上海對於我成為一個可愛而又可惱的地方。不論離得多少遠，隔得多少久，上海的印象總是那樣的強烈而鮮明，在這迢遙的山城裏，我好像每天都感到上海的呼吸，她的愁傷，苦惱，她的憤恨，鬥爭今年春，上海出版的《戲劇與文學》雜誌提出了一個“表現上海”的號召，那時候，我正計劃著寫兩個以上海為舞台的劇本。我響應這個號召，把計劃提前，在五月裏寫了《心防》。
也許是由於感情上的反駁，也許是由於計劃上的分工，或者也可以說，由於一種三年來不斷地在心裏起伏著的對於在上海苦鬥著的朋友們的感慕與憂戚，我把場麵安放在鬥士們的一麵。三年以來，由於我們劇作者的無私與勇敢，我們已經毫不遮掩地呈現了我們自己朋輩裏麵的最醜惡的一麵，《殘霧》裏的紅梅，《亂世男女》裏的大部分的角色，我們的筆力似乎都集中在對於這一些人物的鞭笞，沉澱是泛起了，而對於沉澱以外的呢？除出公式化的中央社電訊之外，我們的創作年代記憶上還替他留下了一大片的虛空。中國舊戲裏本來有不少文人出身的二醜，於是我想，假如拿沉澱糞朽來逗人哄笑的風氣繼續下去，恐怕幾年之後，在那些慣於籠統地用一兩個特例來概括其餘的人們心中，文人和文化工作者恐怕會定型成一個奇妙而醜怪的形象。
我們不辭替我們的同時代人背了十字架遊行，但是我想對於在上海那種特殊環境下辛苦掙紮著的朋友們終於是一種殘忍和褻瀆，我不自量力地擔負起了這個填補空白的分工，我隻想說：“還有這樣的一麵，還有這樣的一麵！”
工拙，是不想計較了，我總算在空白上“塗鴉”，留下了一點墨漬。
因為這種原故，我所寫的便不能涉及到上海文化鬥爭的全貌，這實在是遺憾的事情。上海文化人有的在陽光下做人，有的在陰暗中做鼠，對於那些耗子的麵目，我自問也還認識得清楚。過去十年中，一直到今天，也許已經可以說，一部分精力還是支付在對於這些耗子的鬥爭之中。這些惱人的小動物變化多端，神出鬼沒，一忽兒鑽進來，一忽兒逃出去，它躲藏在人們不注意的角落，用他刻毒的牙齒，破壞著人們辛苦建造起來的東西。為了中國要有進步的電影，從前我們就被軟性電影論的耗子糾纏過三四個年頭。去年五月在上海，馮執中之類的耗子也正在用一切無恥方法，破壞那用血汗凝聚起來的上海戲劇工作的基幹。記得在廣州聽到劉呐鷗附逆的消息，我曾寫過一篇短文：《我們要算舊帳》，但是在《心防》裏，對於這些耗子的描寫，終於輕輕地略過了。要不是約翰·斯坦貝克已經搶先用了那個《人鼠之間》（Of Mice andMen）這魅人的書名，我真想也在這個題名之下，另寫一部人鼠之間的劇本。
一年來自己也覺得寫得太少；辦報和跑腿是原因之一，想求全是原因之二。可是，反過來想，塗鴉終於勝過了空白，也許，我塗得使人看了不快。
但是隻要有持久抗戰之心，那就不必期待每一仗都能打勝，隻要誠意地和要寫而該寫的戲劇搏鬥，鬥敗了也不失為長期戰爭中的一次鍛煉。差幸身心都還健康，性子也還不肯苟安於怠惰，凝視一下這作品之後，我仍將以拙劣的工具，忠實地去刻畫人生的嚴肅。
一九四0年九月
（原載《野草》，一九四○年九月第一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