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薄起義的號召與影響之下，平原人劉霸道聚眾數萬人，占據了“負海帶河、地形深阻”的豆子航；漳南孫安祖聚眾數百人，占據了高雞泊；清河人張金稱則率眾活躍於鄃縣的河渚地區；蓚縣人高士達，則聚眾活動在蓚縣一帶。
大業八年（公元612年），隋煬帝在山東、河北等地農民起義如火如荼的形勢下，仍然發動了第一次對高麗的戰爭：陸軍從涿郡出發，海軍從東萊海口出發。結果，在高麗軍民英勇抵抗、隋軍士氣低沉不願作戰的情況下，第一次東征的軍事行動，以大敗而還告終。
大業九年（公元613年），隋煬帝不顧各地農民起義的不斷爆發和第一次東征的失敗，又發起了對高麗的第二次戰爭。沉重的戰爭負擔，迫使更多逃避兵役、徭役的農民紛紛投進了起義軍的隊伍。這一年，濟陰人孟海公、北海人郭方預、齊郡人孟讓、河間人格謙、平原人郝孝德、渤海人孫宣雅等相繼聚眾起義。各路起義軍隊伍，少則數萬，多則十多萬人，至此反隋農民起義已經形成第一次高潮。在農民起義浪潮中，隋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大業九年，當隋煬帝率大軍在遼東征伐高麗之際，負責運輸糧草的禮部尚書楊玄感（越國公楊素之子）在黎陽重鎮起兵反隋。為奪得國家政權，楊玄感提出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的口號，每天投奔到他旗下的民眾有數千人之多，形勢對他十分有利。然而，楊玄感在戰略上屢屢失誤：從黎陽渡過黃河後攻打守備力量很強的洛陽，四五十天未能攻下，致使隋煬帝得以從遼東前線率大軍返回河南洛陽；楊玄感匆忙中又率軍西入關中，在隋軍追擊之下，連戰連敗，最後自殺身亡。楊玄感起兵被平定後，隋煬帝殺戮了大批官員，統治集團上層人人自危，對農民起義軍的反隋鬥爭的形勢更為有利。
大業十年（公元614年），一意孤行的隋煬帝不顧危亡在即，又發動了第三次征討高麗的戰爭。然而，農民起義軍從山東、河北發展到河南、江淮、山西、關中的事實，迫使隋煬帝不得不從遼東前線匆匆收兵，班師回朝集中力量鎮壓各地的農民起義。
從大業十年至大業十三年，隋軍與各地農民起義軍之間戰事接連不斷，農民起義軍隊伍此起彼伏，並且在反隋鬥爭中逐漸形成了三支強大的武裝：在河南，有以翟讓、李密為首的瓦崗軍；在山東、河北有以竇建德為首的義軍，在江淮有以杜伏威、輔公祐為首的義軍。在農民起義軍的強大衝擊下，隋朝統治集團進一步分化，各地豪強和地方軍事將領相繼起兵，占據一方，隋王朝覆亡的大局已定。在這種形勢下，關隴貴族太原留守李淵的晉陽起兵，引起了全局形勢的變化。
大業十一年（公元615年）四月，隋煬帝任命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使，於是李淵攜家遷往河東。這年八月，隋煬帝巡視北部邊境，突然遭到突厥始畢可汗數十萬騎兵的圍攻。雁門郡共有四十一座城，被突厥攻占了三十九座，隻有雁門和崞縣沒被攻破。雁門城內有軍民十五萬人，存的糧食僅夠吃半月，形勢危殆，如同累卵。
隋煬帝想要以精騎突圍而出，大臣樊子蓋提出了堅守不戰消耗敵人的銳氣，征四方兵來援的建議。煬帝接受了這個建議，一麵慰勞、犒賞守城將士，一麵等待援兵。
當時十八歲的李世民應招入伍，隸屬於屯衛將軍雲定興營。他向將軍提出建議：始畢可汗舉全國之兵圍困我天子，一定是認為我們倉猝之間沒有援軍，隻要我們擺開陣勢，讓軍旗在數十裏上飄揚，晚上擊鼓示威，敵人一定以為援軍到了，望風而逃，不然，我們寡不敵眾，不能戰勝他們。這的確體現了李世民“玄鑒深遠，臨機果斷”的性格特點。雲定興采納了此計，突厥果真以為“王師大至，由是解圍而遁”。當然，應該看到，新、舊《唐書》把解雁門之圍寫成是李世民的功勞，這可能是源於唐代《實錄》，有意誇大了太宗功業。而《隋書·樊子蓋傳》的記載是：“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這種記載比較符合實際。其實，“援兵稍至”中就包括了雲定興按李世民“多齎旗鼓以設疑兵”的建議作部署在內。在這次退突厥之兵中，李世民初次顯示了軍事才華。
大業十二年，李淵被封為太原道大使。大業十三年升任太原留守。當時，李淵把建成、元吉安置在河東，將世民帶至太原。李淵把世民留在身邊，這與他雁門獻計解圍和平時的善談兵書、好弄弓矢是不無關係的。
李世民隨父親到太原，不久便參與了鎮壓甄翟兒所率領的農民起義的軍事活動。
甄翟兒是魏刀兒起義軍的將領，自稱“曆山飛”，率眾十多萬人，北連突厥，是李淵實現自己抱負的一大威脅。
大業十二年，魏刀兒的別將甄翟兒率眾騷擾太原，隋軍將領潘長文被打死。為此，太原留守李淵率兵征討，李淵與副留守王威率五六千人與曆山飛的部眾二萬餘人大戰於西河郡雀鼠穀，遭到敵軍包圍。於是，李淵采用李世民雁門解圍的策略，“分所將兵為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旗，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為大陣。”隨後，李淵率數百精兵，在李世民配合下，終於衝出起義軍的包圍。《舊唐書·高帝紀》所記載的“太宗以輕騎突圍而進，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於萬眾之中。適會步兵至，高祖與太宗又奮擊，大破之”，足見李世民在雀鼠穀解圍和擊敗義軍的鬥爭中，確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李世民自從隨父親來到太原後，又結交了一批豪友，諸如長孫順德、劉弘基、劉文靜。在農民起義軍的衝擊下，隋政權四分五裂，發生了進一步分化。大業十二年底(公元617年初)，羅藝在幽州起兵反隋；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山東豪族徐圓朗攻破東平郡：二月，朔方豪族梁師都殺死郡丞唐世宗起兵；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起兵；四月，金城校尉薛舉起兵；七月，武威豪族李軌擁眾起兵；十月，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起兵，擁羅縣縣令蕭銑自立為王。這些人中，有的是鎮壓農民起義起家的封建軍閥，有的是地方豪族，有的是失意的關隴貴族後裔，有的是南朝覆滅政權的後代。他們在各地紛紛起兵，表明隋統治集團內部已分崩離析，隋王朝已處於朝不保夕的境地。
這一切嚴峻的現實，不能不引起暫時還留在隋統治集團營壘內的李淵父子深深的觸動。是繼續為隋王朝賣命，來維持功名利祿；還是改弦易轍，卷入倒隋鬥爭的洪流？何去何從，關係到李氏家族的興衰存亡。他們不露聲色地觀望著變幻莫測的風雲，小心翼翼地選擇著自己的前途。李世民就是在這種激劇的社會變動中，告別了無憂無慮的少年時代，跨入了青年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