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編纂
唐太宗文治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以史為鑒。貞觀年間的史書編纂，以史輔治，以漢文為師，以秦隋為誡，辨兩晉之得失，考前朝之興亡，無不循此而行。在此基礎上又形成了他進步的曆史觀。
唐太宗有句名言，叫做“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這是他重視以史為鑒的經驗總結。“以古為鏡”或者以史為鑒，就是吸取曆史上封建王朝治亂興亡的教訓，檢討現實，對照自己，勵精圖治，共成政道。
貞觀之治的重點在致治，致治的途徑是多方麵的，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對曆史經驗的總結，這就涉及“治”與“史”的關係。“治”，立足於現實；“史”，著眼於過去，以史輔治，也就是以古鑒今。正如他在《帝範序》中指出的：“所以披鏡前蹤，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雲爾。”唐太宗是我國曆史上最重視以史為治的封建帝王之一。他喜歡議史、讀史，並從中總結致治、知治的曆史經驗。
貞觀初，太宗欲撥亂反正，使天下大治，於聽政之暇，經常與群臣議論古今治亂興亡。史學家李百藥讚揚他“終及日昃，命才學之土，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貞觀中，黃門侍郎劉洎稱頌他“聽朝之隙，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從這些字裏行間，透露了唐太宗夜以繼日地與大臣議史致治的熱忱。
唐太宗又是個讀史成癬的君主，他於理政之暇，或同大臣“共觀經史”，或單獨“披覽忘倦，每達宵分”。他如此刻苦攻史，為了什麼呢？請看他在《帝京篇》詠詩自陳：“披卷覽前跡，撫躬尋既往”，表白自己從閱讀的史籍中尋找治理天下的經驗借鑒。如他看了三國史事，以諸葛亮的秉公賞罰為鑒說：“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況我今理大國乎？”由此觀之，魏征讚揚他：“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並非溢美之辭。對此，有學者曾深刻地指出：“讀史者鑒之，可以知治，可以知德，可以知學矣。”並稱讚貞觀君臣“引古證今”、“酌古鑒今，斯可久之良法與！”
對唐太宗來說，最切實的讀史借鑒莫過於曆代帝王的嘉言懿行了。貞觀初，他配合勵精圖治的需要，指示魏征、虞世南、肖德言等，刪編《百代帝王所以興衰者》節本。唐太宗讀後嘉獎說：“使我稽古臨時不惑者，公等力也！”及至貞觀十四年，他對房玄齡說：“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貞觀中，他在《答魏征上群書理要手詔》中說：“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貞觀晚年，他在《金鏡》裏指出自己要做有道明君、不做無道暗主時說：“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矣。每至軒吳之無為，唐虞之至治，未嚐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懍懍然，兢懼如履朽薄然。”這就清楚地說明，總結曆史經驗，歸根到底，是為了“貞觀之治”。
由於唐太宗十分重視以史為鑒，所以貞觀時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修史盛況，成績極為可觀。貞觀一代修成八部正史。這就是《北齊書》、《周書》、《粱書》、《陳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除南北史是李延壽父子私家獨撰外，其餘六部都是由唐太宗下詔集體官修的。
首先說五朝史的編纂。早在武德四年，李淵接受了令狐德棻提出的修撰梁、陳、齊、周、隋、魏六朝正史的建議，次年十二月，李淵下詔修史，任命中書令蕭瑀等三人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等三人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等二人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為等三人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等三人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等三人修陳史。
六代史因種種原因，未能在武德年間完成，於是續修的責任落到了唐太宗的身上。“貞觀三年，太宗複敕修撰”，除《魏書》較為詳備，遂不複修外，其餘均加續修。太宗命禮部侍郎令狐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征修隋史，尚書左仆射房玄齡總監諸史。他還親自製定了有分有合的修史製度：“命學土分修，事具於上。”
《周書》主編令狐德棻是個“博涉文史”的史學家，他吸取了西魏史官柳糾所寫的北周官史，和隋代牛弘追撰的《周紀》十八篇，又利用了唐初修史征集的家狀作為補充，以牛史為藍本，於貞觀十年成書五十卷。
《北齊書》主編李百藥是個“四海名流，莫不宗仰”的學者，他有家學淵源，其父李德林“在齊時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三十八篇以上”。在此基礎上，他參考隋秘書監王劭編年體《齊誌》十六卷，並“雜采它書，演為五十卷”，於貞觀十年成書。
《梁書》、《陳書》主編姚思廉有“命世”之史才，他繼承梁代謝炅的《梁書》，陳代許亨的《梁史》以及顧野王的陳朝國史紀傳、陸瓊的《陳書》研究成果外，主要師承家父姚察在陳、隋之際兩度編撰梁、陳史的遺稿，筆削成書，“加以新錄，彌曆九載，方始畢功。述為《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
《隋書》主編魏征有“良史”之稱。其先雖有王劭的隋史十八卷及王胄的《大業起居注》，然而王劭缺乏體例，正如劉知幾所說：“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而且王胄的起居注遭江都之變，“仍多散逸”。幸而唐距隋最近，事有所聞，可補遺缺。《隋書》紀傳多出於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之手，顏、孔學貫古今，博通經中。所撰紀傳，號為稱職。魏征“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所作《隋書》的序，論，針砭隋之存亡得失，多所深識。三人修撰紀傳五十五卷，子貞觀千年定稿。
房玄齡名義上是五朝史的總監，然而房任宰相，總司百揆，不容脫身。於是唐太宗任命魏征為實際的總監，“上仍使秘書監魏征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征多預焉。”不僅《隋書》序、論出自魏征手筆，他如齊、梁、陳的總論亦複如此。既任總監，就得預聞史事。由於“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魏征為了解決史籍不足的欠缺，也很重視訪求遺老的見聞。他數訪年近百歲的老人，“話周、齊間事，曆曆如眼前”的孫思邈就是突出的例子。“初，魏征等受詔惰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睹。”魏征修撰《隋書》亦采此作法。
有一次，唐太宗問侍臣：“隋大業起居注，今有在者否？”魏征答稱：“在者極少。”太宗又問：“起居注者既無，何因今得成史。”魏征說：“隋家舊史，遺落甚多，比其撰錄，皆是采訪，或是其子孫自通家傳，參校，三人所傳者，從二人為實。”魏征以采訪活史來補舊史的遺落，是別開生麵的補救辦法。又采集私人家傳以充遺缺的官撰史書，亦不失為一種開拓史料的作法。魏征的嚴謹史風是既重視又不輕信，對傳聞之事不取孤證，必通過校訂，凡有印證，始慮采用，“良史”之稱，殆非虛語。
貞觀十年正月，五朝史修成，由尚書左仆射房玄齡、侍中魏征進呈禦前，唐太宗下令嘉獎道：“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融朕懷，極可嘉尚。”魏征以總監之功，賞賜特豐，加封光祿大夫，進爵鄭國公，賜物二千段。姚思廉賜采絹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令狐德棻賜絹四百匹；李百藥賜物四百段外，還擢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這是唐太宗對官修正史的鼓勵。
茲後，唐太宗感到五朝史隻有紀傳、沒有誌這個缺陷，於貞觀十五年又任命於誌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續修史誌，終貞觀之世，迄未完成。高宗永徽元年續修，命令狐德棻監修，三年改由長孫無忌監修，顯慶元年書成，由長孫無忌進呈，共十誌，三十卷，初名《五代史誌》。“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誌》”。由於史誌內容偏重隋代典章製度，故當時也稱“隋書十誌。”後晉劉晌編《舊唐書·經籍誌》已載《隋書》為八十五卷，可見，當時《隋書》已包括十誌在內。
其次，關於《晉書》的編撰。唐代以前的史家撰成晉史有二十多家，貞觀年間，除沈約、鄭忠、庾銑三家晉史已佚外，其餘尚存十八家，然質量欠佳。唐太宗說：“十有八家，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事虧實錄。”劉知幾也說：“製作雖多，未能盡善”。於是，唐太宗於貞觀二十年閏二月工詔重修。指出他考辨史跡、通達書契的目的：
朕拯溺師旋，省方禮畢，四海無事，百揆多閑，遂因暇日，詳觀典府。考龜文於羲載，辨烏冊於軒年，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詮事，曆茲未遠，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人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
史書的作用既有如許之大，那就非修不可了。在詔中他還提出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土，亦量事追取”。
故《晉書》也有宰相監修與亦分亦合的製度，不過修史學士比前增多。隨之，唐太宗任命太子太傅房玄齡，黃門侍郎褚遂良、中書侍郎許敬宗三人為監修。“凡例皆（敬）播所發”，然而它沒有流傳下來。
唐太宗還物色令狐德棻、李淳風，李義府、李延壽等十八人分工修撰。“采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可見，《晉書》有兩大資料來源，一為“正典”，二為“舊說”。
當時“正典”稱於時者，首推東晉幹寶撰的《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書”。此外，還有劉宋時何法盛所撰《晉中興書》。與南朝齊隱士、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內容較為詳備。上述諸史都有可取之處，尤以臧修兩晉史最負時望。故修史諸公以臧撰《晉書》為主，參酌渚家，兼采“舊說”。所謂“舊說”，即指筆記小說之類的稗官野史。正史如能審慎地酌用適量野史，可使史文生動。然而，《晉書》甚至連幹寶的《搜神記》，托名陶淵明撰的《搜神後記》等誌怪傳聞也予以入傳，不免貽笑於人。由於《晉書》史料豐富，撰家眾多，進展較快，僅曆時兩年多就成書了，計有帝紀十卷，誌三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
唐太宗曾給《晉書》的宣帝、武帝、陸機、王羲之的紀傳寫了史論，所以舊本題為禦撰。又因房玄齡是監修官，亦題房玄齡撰。書成，唐太宗詔藏皇家圖書館。他雖然也給史官分別予以賞賜與加封，然而不見他下詔褒美。可見，與五朝史相較，他並不推重。主要原因是《晉書》成書倉促，非屬良史。時議此書作者“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唐太宗雖然喜好文字典麗，然而更注重“直書其事”。“不求篤實”當非太宗所望。太宗於《修晉書詔》中建議：“俾夫湮落之誥，鹹使發明”，啟示取材應多從實錄，少采“異聞”；然而修史諸公由於“多是文詠之士”，喜敷怪誕傳奇色彩，自然亦與太宗宿願相戾。
《晉書》盡管有某些不足之處，然而，它能吸取唐以前的研究成果，取材甚為詳洽。新撰《晉書》比諸舊著自有優越之處，故該書問世後，“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矣。”
撰述當代史
唐太宗不僅重視往代曆史的編纂，而且也重視當代曆史的編撰。貞觀年間的當代史主要有國史、實錄、起居注等三種體裁。
貞觀三年，唐太宗在宮禁門下省北始置史館，創議由宰相監修國史，首任監修官即為唐太宗的中樞重臣房玄齡。宰相監修國史，史官的政治地位必然有所提高，隨之對史館安排、建置、館員生活待遇等等也會有所改善。正如劉知幾所指出的：“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即鸞台，門下省）為鄰；東都則與鳳池（即鳳閣，中書省）相接。館宇華麗，酒 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宰相監修史著與史官生活待遇的提高，反映了唐太宗對修史的高度重視。有元代史學家說：“唐以宰相監修國史，至今因之。”可見，唐太宗創舉的宰相監修國史具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