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宮嬪妃
作為帝王，唐太宗當然過著封建特權式的宮廷生活，皇後雖隻一個，妃嬪則為數甚多，史書記載生過兒子的後妃宮人就有長孫皇後、楊妃（隋煬帝女）、陰妃、韋妃、楊妃、楊氏、王氏與燕妃等。此外，還有不育的妃嬪，加在一起，可說妻妾成群。在個人愛好方麵，唐太宗具有廣泛的興趣，是個武則擅長弓馬、文則喜愛詩書的多才多藝的君主。
唐太宗在建立功業的過程中，得力於長孫皇後的配合與協助。長孫皇後是個有見解、識大體的女性，與唐太宗政治思想十分合拍，是太宗的賢內助。晚年又有賢妃徐氏，也得到太宗的器重。
長孫皇後是在唐太宗即位初封的。在太宗施政前十年，“常與後論及賞罰之事”。國之賞罰，事關大局，唐太宗將國家大事與她商討，說明賞識皇後的政治素養與才幹。長孫皇後並不恃才驕人，素以女流之輩自謙，語以“豈敢豫聞政事”而退讓；經唐太宗再三堅持，她才勉從君命。
長孫皇後最突出的政治見解是防範外戚專權。胞兄長孫無忌與唐太宗起事前有“布衣之交”，後又以玄武門奪嫡之功，位列“佐命元勳”，唐太宗對之信任備至，“委以腹心”、引入臥內。長孫皇後對此殊遇惴惴不安，多次向唐太宗表明心跡：“妾既托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女布列朝廷。漢之呂、霍，可為切骨之戒，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為宰執。”她還擔心唐太宗不應允其請，“又密遣無忌苦求遜職”。唐太宗曾一度應充，後又依據功勳與才幹仍授無忌宰相之職”。
長孫皇後生前力避裙帶之嫌，難得的是臨終還念念不忘：“又妾之本幸緣姻戚，既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慎勿處之權要。曆史上的後妃得寵時，依憑裙事風加重本家族父兄的權勢是不乏其例的。長孫皇後以漢代諸呂與霍氏專權專導致亂政而身敗名裂，作為“切骨之戒”，不失遠見卓識。
為了防止外戚幹政，必須製止後妃與其父兄的政治勾結，挫其權勢。長孫皇後為了總結曆史經驗，曾撰文對東明帝馬皇後不能抑退外戚專權進行非議。馬皇後德行、人品均稱東漢一代後妃中的佼佼者，她知書、達禮、孝親、事君、節儉、言政多與長孫皇後相似，史稱賢後，漢章即位尊為皇太後，還晉封馬太後的三個兄長為列候，馬太後雖對其姻戚“車如流水，馬如遊龍”的權勢排場如以訓誡，然而最終仍同意家兄接受封爵、參與政事。為此，長孫皇後著文“論駁漢明德馬皇後，以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車水馬龍，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未事耳。她認為皇後的外家貴盛是亂政的禍源，總結了東漢外戚專權的曆史教訓，要以之自勉。貞觀之治的政治特點是沒有出現外戚幹政的局麵，可以說是與長孫皇後的遠見卓識有關。
作為皇後，具有位居宮廷妃嬪之上的大權，然而長孫皇後並不恃權驕人，母儀宮廷、妥善處置。例如對宮人義存體恤。宮人平時作宮內雜役，賤如奴隸。唐太宗有時易動肝火，往往以非罪遣怒宮人。長孫皇後在唐太宗盛怒之下，隻得順他的性子，不過提出了讓她究治的要求，宮人到她的手裏，隻拘留不搞刑訊。等待唐太宗餘怒盡息，慢慢為她們申訴冤屈，得以寬免，由是宮闈之中，刑無枉濫。又如對非親生子女與親手子女一視同仁。
唐太宗有一女兒名叫豫章公主，不幸早年喪母，長孫皇後以親母相待，“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她對親生兒子，不加溺愛，經常教育，訓以“謙儉”之道，嫡長子李承乾貴為太子，常感“器用”不足，通過乳母請求增加，她不允所請，認為“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再如長孫皇後對患病的妃嬪極為溫存、體貼，也被宮中傳為美談。“妃嬪以下有疾，後親撫視，輟已之藥膳以資之，宮中無不愛戴。從而改變了武德年間宮廷混亂、妃嬪傾軋的靡爛之風，這也體現了她的政治才幹。
在宗教觀方麵，長孫皇後與唐太宗一樣是個不崇奉佛教的政治家。貞觀八年，皇後隨唐太宗閑住九成宮時身患重病，禦醫遍診，藥物治盡，病體不見好轉。太子承乾入侍母後，建議祁求佛祐“請奏赦囚徒，並度人入道，冀蒙福助。”皇後耐心解釋：“若修福可延，吾素非所惡，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點出了脩行佛事並無靈驗的教訓，說明她沒有沾染上當時朝野上下迷信佛教因果報應的陋習，是難能可貴的。至於承乾建議“奏赦囚待”，是因人為法的破壞法製的行為，長孫皇後反對廢棄的法律進行修善，指出“赦者國之大事，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盡管大臣一再請求，唐太宗也允大臣所請，但她堅持不棄國法。
長孫皇後不迷信思想的另一表現是崇尚薄葬。如她臨終時的遺言說：“妾生既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為有識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儉薄送終，則是不忘妾也。”當時上自勳戚下至士庶風行厚葬，破費資財，傷風敗俗，且有逾越葬禮等級者。唐太宗為此曾頒布詔令嚴格加以製止，長孫皇後親自作出表率，唐太宗基本照辦，“因九嵕山為陵，鑿石之工，才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這是對當時厚葬歪風的懲革。
長孫皇後協助唐太宗創立“貞觀之治”，有開創之功。可惜她享年不永，於貞觀十年六月與世長辭，年僅三十六歲，十一月葬於昭陵。肅宗上元元年，被尊為文德順聖皇後。
長孫皇後畢竟是封建時代後妃的楷模，她的賢惠，當然不會超出這個限度。在她生前曾編纂曆史上婦女“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作為效法古賢砥勵自己的借鑒。當時她自謙編撰缺乏條貫，不願出示。直至她去世，宮內尚儀局司籍官員才進呈禦前，唐太宗閱後不勝感慨，把書宣示大臣說：“皇後此書，足以垂範後世。”並由此聯想浮篇，感到心酸，若有所失地道：“不複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
唐太宗的賢妃徐氏，名惠，從小聰明好學，四歲能口誦《論語》，《毛詩》，八歲能做一手好文。此後“遍涉經史，手不釋卷”。唐太宗喜她知書善文，納為才人，欣賞她“揮翰立成，詞華綺贍”的才學，很快進位婕妤，再遷充容。
貞觀晚年，唐太宗頻繁發動戰爭，不免重役於民。她於貞觀二十二年上疏進諫，指出近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於甲胄，舟車倦於轉輸”，警告唐太宗“人勞乃易亂之源”，希望他“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
這篇近千字的疏文寫得結構嚴謹，聲情並茂，論據充實，真切感人。《舊唐書》本傳全文照錄，決非偶然。自從魏征死後，貞觀晚年中直諫大臣就數馬周，褚遂良最為突出了。然觀史跡、馬周、褚遂良忙於輔佐李治，超擢宰相後，政治地位的驟變，直諫之舉也不如前。相形之下，作為宮內的嬪妃能關心政事，骨鯁上疏，可見其難能可貴了。故深得唐太宗的讚賞：“善其言，優賜甚厚。”
唐太宗也與曆代封建帝王一樣，廣占眾媛，這是君權、夫權壓迫的反映，對此，不能苛責唐太宗。然而，他的行為也有不夠檢點之處，以致被後世史家譏議。如他與裴寂合謀，安排晉陽宮女私侍高祖；誅元吉，納其妃為己妃。
可有學者認為唐朝源於夷狄，宮闈之事必受影響。從政治來看，李淵祖父李虎為西魏柱國，曾被鮮卑拓跋氏賜姓“大野氏”。李淵父親李昞，仕鮮卑族宇文氏的北周為官；李淵仕鮮卑化的漢人楊隋政權為官。父祖幾輩與鮮卑的政治淵源不可能對唐太宗沒有影響。
從地域來看，李唐發家隴西，隴西從秦、漢以來一直是胡、漢雜居地帶，特別是北朝時期，隨著民族融合的發展，風俗習慣互相影響，既有鮮卑人的漢化，也有漢人的鮮卑化。
從婚姻來看，北朝以來，隴西李氏世為貴族，多與鮮卑上層聯姻。如高祖母為獨孤氏，太宗母為竇氏、即鮮卑貴族紇豆陵氏，高宗母為長孫氏，都是漢化的鮮卑族姓。而鮮卑婚製在其未漢化以前是比較自由的：“以季春月大會饒樂水上，飲礁畢，然後配合。”
東漢時鮮卑人還停留在對偶婚階段，魏晉南北朝時鮮卑族雖受到中原漢化的影響，然而對偶婚的殘餘仍然保留，這對隴西李氏不能沒有影響。再者，唐初與突厥關係密切，李淵曾稱臣於突厥，李世民與突厥可汗有結拜兄弟之盟，他或多或少會受到突厥的“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的婚俗影響。他納弟妃為已妃，在鮮卑化的漢人或漢化的鮮卑人以及突厥人看來是正常的，然而在具有正統的儒家思想的漢人看來是粗野的，特別是強調封建倫理的宋代理學家看來，就會大驚小怪了。
其實，這種落後的婚俗反映到帶有胡族血統與胡族氣質的唐太宗父子身上，是不足為奇的。故“亂倫”的指責不免誇大，頂多是行為不夠檢點。
不過，要指責的是他的選美。唐太宗逞其淫威，一生中曾羅致了不少美女與才女。貞觀十一年，武則天時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才女徐惠比武則天約小三歲，估計於稍後入宮。甚至有的已有婚約的美女，也被強選。
貞觀八年，唐太宗得悉隋代通事舍人鄭仁基有一個“容色絕姝，當時莫及”的年輕美貌的女兒，動了占有之心，於是下詔禮聘鄭女作為充華女官。魏征聞訊鄭女曾許配書生陸爽，如果強聘入宮，無異拆散鄭女的美好姻緣。他乘冊封使者未行之機馬上進諫，具告原委。唐太宗得知，十分難堪，隻得下詔自責，命令停發冊使，收回成命。然而房玄齡等大臣揣測唐太宗意猶未盡，於是上疏迎合，借口“大禮既行，不可中止”。
陸爽在官方壓力下，隻得違背心願上表否認這個婚約。唐太宗固然又動起腦筋來了，他故意詢問魏征，陸爽為什麼自言無有婚約？魏征逆旨解釋；“彼以為陛下外雖舍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在魏征的據理力爭下，隻得作罷。這說明唐太宗能虛心納諫，比起隋煬帝來，不至在貪圖女色方麵走得過遠。
唐太宗還接受了魏征諫阻外來的女子。貞觀五年十一月“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征以為不宜受。”其理由是“蕃夷獻女，誠不足怪，但今日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若微虧聖德，悔不可追。”唐太宗高興地遣還了新羅美女。唐太宗雖然多方羅致美貌淑女，然而在忠直大臣的勸導下，晚年也有收斂。
喜愛弓馬
唐太宗以馬上取天下，在武力統一中原與邊疆的過程中，多得力於騎射戰術，故始終喜愛弓馬，這既是他尚武興趣的流露，也是他加強武備的表現。
生於北地、長於戎馬的唐太宗，從小就形成了英武的性格，喜弓善射就是這種性格的反映。晉陽起兵後，東征西討，出生入死，弓箭從不離身。他所發射的箭，比通常用的箭大一倍，命中率高，威力大，能“射洞（即穿）門闔”。房玄齡讚揚他“箭穿七劄，弓貫六鈞，”雖屬溢美之辭，亦可見其善射概況。例如，武德二年十一月，李世民和宋金剛相持於柏壁，有一次為敵軍所包圍，“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有史學家注曰：“史言世民不惟有天命，亦武藝絕人。”武德三年七月，秦王世民率軍圍攻洛邑，在慈澗遭到敵將單雄信的襲擊，幾為所敗。“太宗左右射之，無不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頎。”左右開弓，武藝確實高超。武德四年十月，平定東都後，“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製倍於常”。
後來在討伐劉黑闥的戰鬥中，曾“為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卻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為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世寶之，每郊丘重禮，必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雲。”由上可見，秦王李世民的顯赫戰功是跟他善射大箭分不開的。“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這是經驗之談。
平定天下後，太宗仍經常騎射，《出獵》一詩反映了他使獸驚鳥飛的嫻熟弓法；“碉戈夏服箭，羽騎綠沈弓。怖獸潛幽壑，驚禽散翠空。”為示他對弓的特殊愛好，又作《詠弓》詩一首：“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雁帶書驚，啼猿映枝轉。”
他正式即位後，雖然不必親操大箭，弛騁戰場，但是喜歡弓箭，不減當年。武德九年九月，他在顯德殿庭院中親自擔任警衛將卒“習射”的教練。每天有數百人參加，射中者賞以弓刀與布帛。
當時朝臣進諫說：“今引裨卒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非意，非所以為社稷計也。”唐太宗不聽，並自告奮勇地說，以後隻要有空，就樂於充當教練。
貞觀元年，他廣泛搜羅良弓，選擇其中的十餘隻，與巧匠一道研究製作的道理。巧匠認為這些弓木心不正，脈理皆邪，並非良弓。唐太宗虛心聽取，表示要好好學習。同年十月，因“上好騎射”，孫伏伽進諫說：“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這個批評顯然是一種誤會，卻從中卻透露了唐太宗對騎射癖好。
善於騎射者，總是喜歡弓又酷愛馬的。唐太宗很有一套識別與駕馭良馬的本領，並精通騎兵戰術。他參與統一戰爭時，每戰必乘駿馬，衝鋒陷陣。
武德四年五月，在虎牢戰役中，竇建德軍中有個名叫王琬的，乘隋煬帝所禦驄馬，出來挑戰。秦王世民一看，讚歎說：“彼之所乘，真良馬也。”於是，由將領們衝入敵陣，把王琬連同驄馬都擒獲歸來。這匹良馬就成了唐太宗的坐騎之一，取名黃驄驃，至貞觀晚年還隨他遠征，可惜途中死亡，他“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可見，他愛良馬感情之深。
唐太宗愛馬成癖，留下了一些詠馬的詩篇，其中以《詠飲馬》為上乘。其雲：“駿骨飲長涇，奔流灑絡纓；細紋連噴聚，亂荇繞蹄縈。水光鞍上側，馬影溜中橫；翻似天池裏，騰波龍種生。”詩從動態暢寫了飲馬的各種態勢，最終以“翻似天池”、“騰波龍種”作結，宛若天馬行空，神妙無比，倘沒有愛馬的深沉感情，相馬的豐富經驗，焉能如此繪聲繪色。
喜馬必愛，愛之則養。唐太宗即位初就在宮中建築馬苑，專門飼養心愛的良馬。一次他“特愛”的一匹“駿馬”，“無病而暴死”，“太宗怒養馬宮人，將殺之。”長孫皇後以春秋時齊國晏子諫齊景公勿以馬死殺人的曆史典故，提醒唐太宗，“陛下嚐讀書，見此事，豈忘之耶？”終於使太宗釋宮人不問。駿馬暴斃，養馬失職，罪不至於死。唐太宗以情壞法是不對的，不過，從中也可窺見他愛馬的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