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這部幾十萬字的書稿，是我生活、戰鬥、工作的記錄和感受，也是我一生中不斷進取、孜孜以求，堅持業餘寫作的重要成果。這些作品既是我的記憶，也是我的情懷。
人老了，總愛追懷過去。尋找自我，把這些篇章收集起來，連綴在一起，或許這就是自我的影像吧。
我的童年是在沈陽清福陵（亦俗稱東陵）附近一個山清水秀的小村莊度過的。它雖名為“易家溝”，但易姓人家其實隻有我家一戶，我想這大概與曾祖任過東陵的護陵官有關吧。我讀書、寫字都是由母親的啟蒙教育開始的。很小時，母親就教我讀《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千家詩》等傳統的開蒙讀物。十多歲就能囫圇吞棗地讀《隋唐演義》、《楊家將》等曆史小說，並且很著迷。我的文化基礎、知識積累都是從這時開始形成的，所以我要深深地感謝母親。那裏家裏很貧窮，父親在我們兄妹三人都很幼小時就離家外出。年輕的母親一個人挑起了全部生活重擔，上敬公婆、下教子女，嘔心瀝血支撐這個家。對母親這種集傳統美德於一身的偉大女性的品格和操守，時至今日，我才更加深刻地認識和理解。現在我把自己幾十年的文稿彙集成書，也是對母親的一種紀念。
1946年，我們全家遷入沈陽，這時父親已經回到家中。在父親的教導下，我又學了《師說》、《陳情表》、《陋室銘》等古典名篇，這些閱讀和學習不僅進一步增強了我的讀書興趣，同時也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古文基礎。我青少年時期的讀書生活，在解放後更加豐富多彩。尤其是俄羅斯的文學作品如托爾斯泰、肖洛霍夫、法捷耶夫、西蒙諾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名著對我影響更大。當然，讀得最多，影響最大的還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作品。我十七歲那年，也像蘇聯二戰時期許多青年那樣，唱著《共青團員之歌》，別離了祖國和親人，參加了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在八年的艱苦戰鬥生活中，我受到了火與血的洗禮，生與死的考驗。但我始終不忘學習和寫作，即使住在山洞裏，也在堅持閱讀《大眾哲學》、《科學社會主義讀本》、《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形式邏輯辯答》、《前線後勤》等一切在那個條件能夠找得到的書報雜誌，有時還動筆寫寫稿子。我的第1篇通訊稿就是在1951年10月寫的，並且登在了《誌願軍報》上，那時我高興極了，戰友們也為我高興。
1958年誌願軍回國，我轉業到撫順鋼廠，和平時期、和平環境，為我的學習、寫作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盡管是無計劃、無目的地廣泛涉獵，但其潛移默化的作用卻足以影響我的一生。有人說我是“雜家”，有道理，我的知識結構是龐雜的，知識多而不係統，興趣廣而不專精，對專業工作者來說這也許不是什麼好事，可對於我這個業餘作者來說，“雜”既能使我視野寬闊，又能增強我的自信，從各個角度去汲取知識、觀察問題、發表見解，頗有些“萬事通”的味道。
1959年以後，我開始在地方報刊上發表詩歌、雜文、影評等作品。三十多年後，寫作目的和方向才轉到本職工作上來，更多地結合企業的實際寫些文章。內容多為工會工作經驗，其中涉及職工教育、識別人才、培養和發揮人的積極性、組織職工各種業餘文化生活、製定有效的規章製度、宣傳和推廣產品等。這種寫作方向和目的的轉變，使我進一步提高了精神境界，能從理論聯係實際的高度總結工作，使經驗性的文章帶上理性色彩，把紛繁雜亂的工會工作做得更加科學化、人性化，有聲有色。這種變化是從一件小事開始的。那是1986年秋天，在《撫順日報》召開的業餘作者座談會上，當主持人把我介紹給一個大廠的宣傳部長時，他以驚訝疑惑的神態、調侃的口吻說：“我讀過老兄的幾篇大作，原來工會幹部中也有文人呐！在我的印象中，工會幹部大多隻能貼標語、喊口號、敲鑼打鼓放鞭炮。”並一再說：“我真該改變對工會幹部的偏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