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是歐美資本主義鞏固、發展和向壟斷階段過渡的時期，在科技、經濟高速發展，多種思潮風起雲湧的推動下，這一時期的歐美文學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麵——出現了波瀾壯闊的浪漫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象征主義和無產階級文學。它們不但先後成為這一時期歐美文壇的主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促進了世界其他各國文學的發展。
小引
這時期歐洲啟蒙文學和感傷主義文學還存有餘波，現實主義文學開始嶄露頭角，但文學主流是浪漫主義。故本章講述歐美浪漫主義文學的成因、特征、發展概況，且著重評析有關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作為19世紀前期雄踞全歐的文學主流，浪漫主義文學是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產生的，其形成具有時代、現實、哲學、傳統等諸因素。其思想、藝術特征表現為不滿現狀、追求理想、主觀抒情、自由想象、對比、誇張、象征。其發展因歐洲各國國情不同而有所差別。
歐洲浪漫主義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英國詩人拜倫、雪萊和法國小說家雨果（俄蘇文學的浪漫主義代表作家見另編）。他們的作品都具有上述浪漫主義文學的思想藝術特征，其代表作更突出表現為強烈的自由、反叛精神，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對封建專製的激烈否定。
美洲文學含美國、加拿大、拉丁美洲各國文學。
美國浪漫主義文學是在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為創建民族文化和適應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而產生的，其藝術方法雖跟歐洲相似，但其基本內涵跟歐洲卻有所不同，代表作家惠特曼的詩集《草葉集》的主體內容便是通過自我感受，熱情謳歌蓬勃向上的新生事物。其發生、發展時間，也比歐洲約晚二三十年。
這時期，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各國尚處民族文學創立階段。
學習本章內容，應與之前的文學特別是歐洲啟蒙文學聯係起來進行分析比較。
為使讀者對浪漫主義文學更深入了解，本章特意增加了對跟浪漫主義有關的音樂、美術作品的評價。
第一節 概述
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摧毀了延續一千多年的歐洲封建專製體製，使歐洲社會進入了曆史的新紀元。其巨大思想意義是“自由、平等、博愛”成為歐洲普遍的社會追求，而獨立、反抗、追尋，則成為歐洲普遍的個人時尚。
在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英、德、俄等國也不同程度地掀起了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西班牙、意大利、希臘、波蘭等國則相繼掀起了反異族奴役和反封建專製的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鬥爭。但在以俄、奧、普為首的封建“神聖同盟”的殘酷鎮壓下，各國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不久便慘遭失敗。在拿破侖1812年侵俄失敗、1814年垮台被囚後，法國便於1814年成立了封建的波旁複辟王朝。這種動蕩的政治局麵，既粉碎了啟蒙學者許下的華美諾言，也推翻了古典主義的藝術法規——啟蒙學者曾預言革命後會建立起沒有“迷信、偏私、特權和壓迫”的符合“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義”和“不可剝奪的人權”的理性國家。而事實上，這種“理性的國家”已被掠奪戰爭、商業欺詐和金錢勢力變成了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古典主義的藝術法規曾把學習、模仿古代奉為文學創作的標尺。但這種束縛創作的標尺，在動蕩無序的時代中，也變得越來越讓作家們難以忍受。
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誇大主觀作用的唯心主義哲學和主張用和平手段建立沒有階級壓迫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的流行，以柏拉圖“靈感說”為指導思想的浪漫主義文學，便在18世紀末具有濃鬱感情色彩的文學（如感傷主義文學等）的基礎上，於歐洲應運而生了。
作為時代精神的形象反映，浪漫主義文學的思想特征是：強烈不滿社會現狀，積極追尋理想世界，熱愛大自然，重視民間文學。作為對古典主義藝術法則的反叛，浪漫主義文學的藝術特征是強調主觀靈感、崇尚自由想象和醉心“非凡”事物。正如黑格爾所宣稱的那樣，浪漫型藝術的“真正內容是絕對的內心生活”。著名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雨果也主張“詩是強烈感情的自我流露”，藝術的作用是“激起觀眾的熱情，而且首先是激起詩人自己的激情”。連後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奠基人高爾基也認為“浪漫主義隻是一種激情”。因此，在作品中，浪漫主義作家們喜歡描寫諸如逝去的古代、空想的未來、遙遠的東方、縹緲的夢境等“非凡”的環境；塑造諸如驕傲孤獨的強盜、憤世嫉俗的惡魔、溫馴多情的牧女、至善至美的吉卜賽女郎等“非凡”人物。在藝術表現上，則喜歡用誇張、對比、象征等手法，且多采用抒情詩、浪漫劇、曆史小說等體裁。
不過，因作家們的政治立場和感情傾向不同，他們的藝術特征盡管一致，作品中所表現的思想內容卻頗不相同。一些作家，如諾瓦利斯、夏多布裏昂、騷塞等，常在作品中歌頌宗教與順從，宣揚神秘主義，美化中世紀時代。而另一些作家，如拜倫、雪萊、雨果等，則在作品中歌頌反抗和鬥爭，宣揚自由解放，展望沒有人剝削人的理想社會。他們都不滿現狀，追尋理想，但前者更多的是不滿革命的現實，追尋的是封建的中世紀或牧歌式的鄉村，而後者則更多的是不滿封建暴政和資本肆虐，追尋的是自由、平等的理想社會。他們都強調主觀抒情，但前者抒發的多是對逝去的古代或牧歌式農村的眷戀，而後者抒發的則多是被壓抑的痛苦或反抗的激情。這樣，在同一浪漫主義文學潮流中，作家作品的思想傾向，仍然有消極與積極的明顯區別。
一、19世紀前期歐洲文學
這一時期，曾在18世紀雄踞歐洲文壇的啟蒙文學和古典主義文學，到1830年前雖仍存餘波，現實主義文學在英、法、俄等國雖已開始出現，但歐洲文學的主流卻是浪漫主義。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消極浪漫主義文學首先出現在德國。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理論家弗利德裏希·施萊格爾（1772—1829）在提出詩人應“不受任何規律約束”，“任憑興之所至”的同時，又竭力頌揚“中世紀的創造性的幻想”及“不可見的世界、神性的純粹的精靈”，且把“基督教哲學”和“神的啟示”當做世間萬有的“最高知識”。德國浪漫主義文學作家諾瓦利斯（1772—1801）在長詩《夜的頌歌》（1800）中，更通過詩人在年輕妻子死後自己也渴望死去跟她結合的情景，通篇歌頌黑夜的無限和死亡的永恒，宣稱“從遙遠的碧空，從我往日的幸福的高處降臨了黃昏的恐怖——突然切斷了誕生的紐帶、光的鎖鏈，塵世的壯麗消失，我的憂傷也隨之而去。哀愁彙合在一起流入一個新的不可測知的世界”。接著，在複辟與反複辟的中心——法國，這類文學也得到迅速發展。法國浪漫主義文學作家夏多布裏昂（1768—1848）不但在論文《基督教的真諦》（1802）中狂熱頌揚宗教精神，肆意攻擊啟蒙思想，而且在小說《阿拉達》（1802）中，借一個信奉天主教的混血女子愛上一個印第安異教徒夏克大，並在愛情與宗教信仰產生矛盾時毅然為宗教殉身的故事，歌頌宗教不但可以戰勝愛情，而且可以戰勝死亡的恐懼。法國詩人拉馬丁（1790—1869）在其詩作《沉思集》（1820）中，也同樣用許多篇幅描寫他對宗教的沉思和對上帝的向往。在已經發生過工業革命但政府仍保存封建勢力並鎮壓工人革命運動的英國，消極傾向的浪漫主義文學也十分流行。“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1770—1850）和柯勒律治（1772—1834）合著的《抒情歌謠集》（1798），雖不乏對農民辛勤勞作的描寫和樸素生動語言的運用，但主體內容卻是在美化封建的宗法農村和宣傳通過接近大自然可以取得神的啟示。柯勒律治在其長詩《古舟子詠》（1798）中，更通過老水手自述他在一次航海中的可怕經曆，宣揚神秘主義的上天懲罰和饒恕。“湖畔派”的另一詩人騷塞（1774—1843）在其長詩《審判的幻影》（1821）中，竟歌頌去世不久的封建暴君喬治三世，還居然寫喬治三世死後進了天國。
到19世紀20年代後，積極浪漫主義文學很快登上文壇，並取代消極浪漫主義成為歐洲文學的主流。英國著名民主詩人拜倫在諷刺長詩《審判的幻影》（1822）中，諷刺“湖畔派”詩人的詩歌都是“端奉給皇上”的歌功頌德的“餡餅”。法國著名作家雨果在文藝論文《〈克倫威爾〉序言》中提出文藝應麵對現實、美醜並融、對比鮮明等主張，奠定了積極浪漫主義文學的理論基礎。斯塔爾夫人在論文集《論文學》中指出不同時代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文學，古典主義隻適宜於古代。德國民主作家海涅在《論浪漫派》（1833）中指出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人物形象隻是些“蒼白的尼姑和誇耀門閥的騎士”。在文學創作方麵，積極浪漫主義文學更是琳琅滿目，碩果累累。海涅的早期詩集《歌集》（1827）表現了人們在封建重壓下個性受壓抑和找不到生活出路的苦悶。格林兄弟編寫的《兒童與家庭童話集》、沙米索的童話集小說《彼得·史雷米爾奇異的故事》，都讚頌勞動者的智慧和優良品質，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金錢罪惡。英國民主革命詩人拜倫、雪萊的作品，如《東方敘事詩》、《麥布女王》、《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既憤怒揭發封建統治和資本掠奪的罪惡，又熱情謳歌自由、民主理想，有的還始終充滿了勝利信心和對美好未來的樂觀展望。司各特的曆史小說《艾凡赫》（1819）以英國重大曆史事件為背景，揭露了重大的社會、民族矛盾，並把農民和被壓迫者當做小說的中心人物。法國作家雨果的浪漫主義悲劇《艾爾那尼》結束了古典主義戲劇對歐洲的統治；長篇浪漫主義小說《巴黎聖母院》深刻揭露了教會的黑暗和虛偽；稍後問世的眾多浪漫主義詩歌、小說，如《懲罰集》、《悲慘世界》、《笑麵人》、《凶年集》、《九三年》等，更全麵揭示了竊國者的罪行、資本社會法律的不公、貴族階級的陰險、侵略者的橫暴和反革命的凶殘。此外，法國作家繆塞（1810—1857）的浪漫主義詩集《西班牙和意大利短歌集》（1830），也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情緒和民主思想。在東、南歐，波蘭作家亞當·密茨凱維奇（1798—1855）和意大利作家亞曆山德羅·曼佐尼（1785—1873）的作品，也同樣飽含積極浪漫主義精神，他們的早期詩作《青春頌》（1820）和《自由的勝利》（1801）都以高昂的浪漫激情在讚頌自由平等。
作為時代精神的形象反映，浪漫主義文學不僅在全歐範圍內掀起了文學表現方法的新運動，表現了各階級、階層的思想願望，而且還促使當時的音樂、美術進行反貴族趣味的藝術改革。例如，以德國音樂家貝多芬（1770—1827）、奧地利音樂家舒伯特（1797—1828）、波蘭音樂家肖邦（1810—1849）為代表的浪漫主義音樂，一反浮華豔麗的宮廷氣息，把革命鬥爭的主題、狂風暴雨般的旋律和戲劇性的樂思帶進樂曲。貝多芬在題贈拿破侖的《英雄交響樂》（1804）中，把拿破侖當做革命旗手和普羅米修斯式英雄來進行歌頌。拿破侖稱帝後，貝多芬仍把題贈改為“紀念一個偉大的遺跡”，以繼續其對理想英雄的禮讚和革命熱情的表達。舒伯特的眾多抒情歌曲，如《野玫瑰》、《小夜曲》、《魔王》等，通過調性、音區及和聲的多方麵變化，以纏綿婉轉的旋律，充分展現了在奧地利封建複辟統治下普通人內心的孤獨憂傷和對幸福生活的渴望。肖邦第一創作時期的作品《C小調革命練習曲》、《A小調敘事曲》，也同樣充滿了反對奴役的洶湧澎湃的革命激情和因革命失敗而產生的沉痛心情。同樣，以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1798—1863）和席裏柯（1792—1824）為代表的浪漫主義畫派，也一反奢靡、纖巧的貴族情趣，用磅礴的氣勢、鮮明的色彩和奔放的筆法，描繪革命英雄形象或群眾的深重災難。德拉克洛瓦取材自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的傑作《自由引導人民》，在硝煙彌漫、前仆後繼的街壘戰畫麵中，突出描繪了一組以“自由女神”為中心的革命市民、工人、少年的英雄群像。席裏珂的名畫《梅杜薩之筏》，以1816年法國巡洋艦“梅杜薩”號因貴族艦長玩忽職守擱淺沉沒，150多名乘客被拋在木筏上漂流待斃的曆史慘劇為素材，用金字塔形構築畫麵，把焦點集中在筏上幸存者急切呼救，天邊小船隻露小小船尖，而如山的狂濤巨浪卻隨時都會粉碎簡易木筏的瞬間，使專製政體的腐敗和人民大眾的苦難得到了最生動、集中的反映。
二、19世紀前期美洲文學
美國在18世紀獨立戰爭（1775—1783）後獲得獨立，19世紀南北戰爭（1861—1865）後資本主義才得以突飛猛進，故其文學發展也遠遲於歐洲。它沒有歐洲的文藝複興時期和古典主義時期，而且在獨立後的相當長時期內，也沒有獨立的民族文學，有的隻是對英國文學的模仿。直到19世紀上半葉，美國才開始形成自己獨立的民族文學，而且一上來便是浪漫主義文學。
美國浪漫主義文學是為創建美國民族文化和適應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而產生的。因此，它在藝術上雖跟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相似，但在內容上卻跟歐洲浪漫主義頗有不同。第一，它沒有歐洲浪漫主義文學那種強烈的反封建精神，而是在反蓄奴製的同時大力歌頌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理想。第二，它不像歐洲許多浪漫主義作品那樣充滿孤獨痛苦的叛逆精神，而是普遍充滿和平、豪邁的樂觀信念。第三，它的哲學指導思想也不是唯心主義或空想社會主義，而是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和直覺，認為人能超越感覺和理性而直接認識真理的超驗主義。
美國浪漫主義文學興起於19世紀二三十年代，繁榮於19世紀五六十年代。主要代表作家作品是：號稱“美國文學之父”的華盛頓·歐文（1783—1859）及其描寫典型美國風情的小說散文集《見聞劄記》（1820），被譽為“美國司各特”的詹姆斯·費尼莫·庫柏（1789—1851）及其展現美國邊疆風情的長篇小說《最後的莫希幹人》（1826），被譽為美國“心理分析小說創始者”的納撒尼爾·霍桑（1804—1864）及其揭露社會法律不公和道德虛偽的長篇小說《紅字》（1851），被看做“神秘主義”詩人的愛倫·坡（1809—1849）及其表現人的半幻覺狀態及絕望心理的《烏鴉》（1845）和美國最傑出的民主詩人、美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主要代表沃爾特·惠特曼及其詩集《草葉集》。
加拿大是移民國家，使用多種語言，主要移民來自英、法兩國，故其民族文學也由法語文學和英語文學組成。19世紀前，這裏尚無真正的民族文學，有的隻是一些探險家、牧師、商人寫的遊記、見聞或雜記。19世紀初，加拿大出現了第一位土生土長的加拿大英語詩人奧列佛·哥爾德斯密斯（1794—1861），其長詩《新村》（1825）展現了加拿大的社會風貌，歌頌了艱苦的拓荒生活，是為加拿大民族文學的創始。
拉丁美洲各國長期被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統治，19世紀前，也同樣沒有真正的民族文學。19世紀初，在普遍的民族獨立運動的推動下，墨西哥出現了費爾南德斯·德·利薩爾迪（1776—1827）的揭露殖民黑暗統治的長篇小說《佩裏基略·薩尼恩托》（1813），阿根廷出現了埃切維裏亞的表現尖銳民族矛盾的長詩《女俘》（1837）。這兩部作品都具有濃鬱的地方色彩，前者被認為是拉丁美洲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後者被認為是阿根廷民族文學的奠基石。
第二節 拜倫及其《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雪萊及其《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
一、生平與創作
喬治·戈登·拜倫（1788—1824）和珀西·比希·雪萊（1792—1822）同是19世紀歐洲著名的民主革命詩人和歐洲積極浪漫主義詩歌的傑出代表。
他倆都出身貴族家庭，都生活在歐洲民族、民主運動高漲的年代，上的又都是英國名牌大學（分別是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而且又都因創作反封建、反宗教的詩文為當局所不容——拜倫因創作諷刺上流社會生活的詩集《懶散的時日》（1807）遭輿論圍攻，雪萊因出版論證上帝不存在的哲學論文《無神論者的必然性》（1811）被牛津大學開除。進入社會後，他們還都因積極支持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憤怒譴責封建暴虐和公開支持工人革命，而被迫永遠離開祖國，到異國漂泊。拜倫於1816年離開英國，先到瑞士，後定居意大利，參加了意大利燒炭黨人反奧地利異族統治的革命活動。1823年意大利革命失敗後渡海去希臘，傾囊資助希臘人民反土耳其統治的民族革命鬥爭，被推舉為總督，成為希臘民族革命鬥爭的領袖。不幸翌年病逝。雪萊於1818年離開英國，也定居意大利，而且也積極支持意大利的民族解放鬥爭，1822年在一次航海中遇風暴不幸逝世。
總之，他倆可說是有著共同的生活命運和共同的生活追求。但在“神聖同盟”殘酷鎮壓歐洲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時代，因所受哲學指導思想和個人家庭處境不同，二人的創作情緒又明顯有所不同。拜倫深受資產階級英雄史觀影響，個人家庭生活又十分不幸，故其作品在“辛辣地諷刺現社會”和“如狂濤如厲風，舉一切偽飾陋習，悉與蕩滌”的同時，又往往具有一種抹不開的孤獨、憂鬱情緒。而雪萊因深受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個人家庭生活又十分和睦（其妻瑪麗既是賢內助，又是誌同道合的同誌），故其作品總是充滿光明、樂觀的情緒，被恩格斯讚譽為“天才的預言家”，被馬克思稱許為“社會主義的急先鋒”。
他倆出國前後的一些主要作品，具體地體現了二人詩歌創作上的特點。
出國前，拜倫的主要作品是抒情敘事長詩《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第一、二章（1812）和故事詩集《東方敘事詩》（1813—1816）。前者寫西班牙和希臘人民的苦難與鬥爭，後者是一係列以東方故事為題材的組詩，包括《異教徒》（1813）、《阿比托斯的新娘》（1813）、《海盜》（1814）、《萊拉》（1814）、《巴裏西耶》（1816）和《柯林斯的圍攻》（1816）等6篇。前者對社會罪惡充滿仇恨，對勞苦大眾滿懷同情，但主人公哈羅爾德卻是個孤獨、憂鬱的漂泊者。後者的情節多為個人複仇與反抗，背景多是大海、荒原或土耳其王宮，主人公則多是對社會罪惡滿懷仇怨，但又總是單槍匹馬、高傲孤獨，以致鬥爭總歸失敗的叛逆者。例如《海盜》的主人公康拉德在率領部隊攻打土耳其王宮時，隻身一人扮成回教僧侶闖進王府，頃刻間便把那兒變成了“血的岸灘和一片火海”，使“眾多的人在他一個人麵前縮成一團”。本來他已勝利在望，隻因拯救被奴役的婦女，使敵人得以重新聚集力量，他終於戰敗被俘。康拉德憤世嫉俗而又孤僻高傲，堅定無畏而又單槍匹馬，威武不屈而又終歸失敗，這正是“拜倫式英雄”——高傲而又孤獨痛苦的叛逆者的最典型體現。
雪萊出國前的主要作品是長詩《麥布女王》（1813）和《伊斯蘭的起義》（1818）。前者寫仙後麥布女王帶領熟睡的少女伊昂珊夢遊三界的故事。後者寫一個名叫伊斯蘭的幻想中的東方黃金城的人民起來推翻封建暴政的故事。前者揭示過去是君主、僧侶專製統治的廢墟，現在是貧富懸殊、殘酷掠奪的交易市場，而未來則是充滿和平和智慧的美好世界。後者寫男女主人公因對暴君仁慈，致使被打倒的暴君得以卷土重來，革命人民重陷水火，男女主人公萊昂和茜絲娜被送上刑場。這兩部作品，盡管都帶有夢幻、假想的色彩，但它們對封建暴政和金錢罪惡都持堅決否定態度。後者對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運動不僅始終支持、謳歌，而且在革命失敗、黑夜沉沉的情況下，仍滿懷信心地展望美好的“人間天堂”，讓男女主人公臨刑前引吭高歌：“壓迫者最後必然崩潰”，“人類幸福的前景會緊跟著我們的死亡”！在這裏，我們絲毫看不到孤獨、痛苦的情緒，有的隻是光明、樂觀的信念。
出國後，他倆受民族、民主革命鬥爭實踐的影響，思想境界都有很大提高，詩歌創作也出現了新的高潮。這時期，拜倫創作了號召工人進行武裝鬥爭的《路德派之歌》（1816），對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現狀進行全麵否定的詩劇《曼弗來德》（1816—1817）和《該隱》（1821），揭露“神聖同盟”麵目的政治諷刺詩《青銅時代》（1822—1823），廣泛展現歐洲各國社會黑暗的詩體小說《唐璜》（1818—1823，未完成）以及《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的第三、四章（1816—1817）。這些作品進一步強化了拜倫支持民族、民主革命和工人運動的立場，加深了他對反動統治和社會罪惡的憎恨，而且大大拓寬了其作品的描寫範圍，加強了作品的現實因素。但在這些作品中，孤獨、痛苦的情緒仍時有流露。有的作品，如《曼弗來德》、《該隱》更對知識、理性、群眾和人生全持否定態度，極端悲觀厭世。而雪萊這時期的作品，盡管力度、深度和廣度都不如拜倫，但光明、樂觀的信念卻仍隨其詩歌思想主題的深化而得以升華。雪萊這時期的詩作，無論是揭露封建貴族荒淫殘暴的曆史劇《欽契》（1819），還是控訴“彼得盧大屠殺”、呼籲人民起來武裝鬥爭的政治詩《暴政的假麵遊行》（1819）和《給英國人民的歌》（1819），也無論是表現反複辟鬥爭的詩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1819），還是借自然景物來讚美革命運動、抒發革命激情的《西風頌》（1819）和《雲雀》（1820），在憤怒揭發統治者罪惡和深刻展現革命主題的同時，詩人的情緒始終是對未來的勝利信念和對人類美好生活的展望。在著名抒情短詩《西風頌》中，詩人更一反曆來人們對西風的看法，不僅沒有把它當做摧殘生命的凜冽力量，反而把它看成是驅散黑雲迷霧和促使春暖花開的革命象征。詩人以奔放的激情歌頌西風既掀起洶湧波濤、驅散黑雲迷霧，又吹燃尚未熄滅的火星和“向人間播撒”生命的種子；它既招來冰雪雷電，掃除殘枝敗葉，又“喚醒沉睡的大地”，促使春天的到來。因此，詩人在詩末滿懷信心地呼喊道：“要是冬天已經來了，西風嗬，春日怎能遙遠？”這無疑是雪萊詩作精神的高度凝結。那黑雲濃霧和殘枝敗葉，是即將被摧毀的舊時代的象征；大地複蘇和春暖花開，是不久便會到來的新時代的體現；而兼有掘墓人和催生者身份的西風，則是革命者和詩人的精神力量的藝術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