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歐美通俗文學是指寓言、流浪漢小說、童話、科普小說等通俗易懂、銷量較大的文學。
其思想、藝術特征是：或短小精悍、發人深省；或情節曲折，引人入勝；或依傍科普，啟人靈智；或借助幻想，表人心誌。
通俗文學早在古希臘時代便已出現，到19—20世紀形成高潮，成為歐美大眾不可或缺的讀物。
第一節 概述
在歐美文學係統裏，一般有兩種分法：純文學和流行文學。也有人把文學分為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所謂純文學，實際上就是審美價值比較高，得到文學界廣泛認可的文學。它實際上就是所謂的“嚴肅文學”。而流行文學，一般指那些一時很受大眾歡迎的文學作品，有很好的銷量，但主流文學界並不十分認可，甚至覺得它們的審美趣味並不高雅，主要是供人們娛樂和消遣的文學，即“通俗文學”。在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裏，對流行文學有一個基本定義，即指現今正在流行的文學作品；具有通俗易懂，容易被年輕一代接受的特點，且通常在正規出版的字典中找不到它那會時時更新的詞語、句子。也有人認為流行文學是指內容能通俗易懂，情節引人入勝，表現手法簡單，具有休息娛樂性的文學作品，包括言情小說、武俠小說等。言情小說主要描寫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武俠小說則主要描寫充滿神奇色彩的武林豪傑的故事，如瓊瑤、金庸、古龍和梁羽生等是流行文學的代表人物。在歐美國家，對流行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定義，現代主義者是把通俗文學與高雅文學相對的。但後現代主義者提出，通俗文藝作品和高雅文藝作品之間，或者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區別。美國學者伯格對通俗文化進行了研究，他定義了通俗文化小說，認為通俗文化小說是具有長篇小說的所有屬性但也可以根據其樣式進行分類的作品，而傳統長篇小說就不能這樣分類。伯格的這種觀點，就是把通俗小說定義為類型小說。如偵探小說、科幻小說、間諜小說、西部小說、浪漫小說等，這些小說具有各自的特征，可以將它們劃歸某一類型。
伯格在研究通俗的類型化小說中的傳統手法的同時，還認為偵探小說這一類型中主要有三種公式：
（1）經典公式描寫像夏洛克·福爾摩斯和埃居爾·波洛這樣的主人公，他們並非警察，但由於頭腦聰明而為警察所用。他們通常是“顧問”偵探，極少冒險，也極少與女人有染。
（2）硬漢公式描繪像薩福·斯佩德和邁克·哈默這樣的主人公，他們是私人調查員，與警察有著矛盾的關係。他們常常與女人有染，也經常身處危險之中（憤世嫉俗者也許會說女人與危險結伴而行）。
（3）程序公式描寫像迪克·特蕾西這樣的主人公，他們是警察，利用警察部門的資源（實驗室等）追蹤犯罪。
伯格還認為，無論是什麼公式，偵探小說一般沒有亞情節，一切都圍繞抓罪犯而進行——罪犯通常是殺手。在這些小說中，主人公通常經過考驗，與其他人（經常是警察部門的上級和犯罪分子）發生衝突，必須戰勝許多對手才能取勝。
20世紀歐美通俗文學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有米基·斯皮蘭的《我，陪審團》（1947），它是20世紀40年代最流行的“硬漢”偵探小說之一，銷售量超過了600萬冊，躋身於當時美國出版的暢銷書之列。當然，在20世紀歐美流行文學之中，最有影響的要算英國小說家柯南·道爾（1859—1930）的《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和喬安娜·凱瑟琳·羅琳（1965—）的長篇童話《哈利·波特》了，它們在文體上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故事係列化，而且具有類型化特點。
需要說明的是，西方敘事學學者把經典童話也當作了通俗文學，認為像《灰姑娘》這樣的童話所提供的敘述模式，為以後的類型化文學提供了基礎。一般來說，流行文學是19至20世紀商業和技術社會形成以後，才具有的大眾文化現象。西方學者認為，流行文學的產生、發展及泛濫，不但要靠一種特殊的社會力量，還要靠一定的社會條件才能進行。在這方麵，最主要的是指生產和消費流行文化的社會階層以及當代消費社會中商業、媒體和科技管理條件的變化。當代商業和科技的發展，不但提供了足夠的物質條件，而且也造就了有利於文學藝術流行的良好的社會結構，為文學藝術的流行創造了客觀的社會基礎。
要之，流行文學差不多每一個時代都有，早在古希臘時期，在民間文學基礎上形成的《伊索寓言》便開創了歐美通俗文學之先河。文藝複興時期以來，以西班牙《小癩子》（1554，作者不詳）為代表的流浪漢文學，以法國作家拉·封丹（1621—1695）的《寓言詩》（1668—1694）為代表的寓言詩，以及以法國作家夏爾·佩羅（1628—1703）的《鵝媽媽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訓的往日的故事》（1697）為代表的童話，又增添了歐美通俗小說的內容。到19—20世紀，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歐美通俗文學更形成龐大體係，除寓言、流浪漢小說、童話外，還出現了偵探小說、科普小說、間諜小說等眾多體裁，湧現了格林兄弟、安徒生、大仲馬、凡爾納、威爾斯、柯南·道爾、克裏斯蒂及羅琳等諸多名家。
第二節 格林兄弟及其《德國兒童與家庭童話集》
一、簡介
世界兒童文學的曆史軌跡與其他的文學類型的發展軌跡是有些區別的。一般來說，世界兒童文學的發展分為19世紀以前、19世紀、20世紀和21世紀等四個大的階段，這種劃分是很有道理的。因為19世紀以前，兒童文學還沒有進入近代化、現代化軌道，那時候的兒童文學是非自覺的創作，其中神話、民間故事和童謠的形態比較多，很多能夠被兒童接受和喜愛的作品，並不是成年人專門為孩子創作的。也就是說，真正的屬於“文人創作”的兒童文學還幾乎沒有。而世界兒童文學進入真正的“文人創作”的時代是從1835年，丹麥作家安徒生出版他的處女童話集《講給孩子們聽的故事》開始的。
今天看來，19世紀之前世界兒童文學雖然沒有進入自覺創作的時代，但至今還有不少優秀的作品滋潤童心世界。19世紀之前的兒童文學也大體經曆了四個時代或狀態：一是兒童文學的神秘時期。即神話為兒童能夠接觸到的主要文學樣式的時期，兒童從大人的宗教活動中感受到神話形象、故事和思想的影響。二是兒童文學的口傳時期。即民間故事、傳奇和寓言等流傳的時代。那時候，兒童與大人一樣隻能通過口頭流傳的民間文學來獲得文學的享受。三是民間童話的改編時期。這時期應該是文藝複興時期，出現了盧梭等兒童教育家。人們已經意識到兒童有教育與閱讀的需要，於是特意改編民間童話，使之適合兒童教育或閱讀的需要。如法國的《貝洛童話集》，就是用流暢的文字對《睡美人》、《小紅帽》、《穿靴子的貓》和《灰姑娘》等故事進行了改編，受到了兒童的喜愛。還有俄國詩人普希金搜集整理民間故事，改編了《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等童話詩。四是傳奇與曆險的時代。兒童文學在經曆改編期之後，兒童讀者並不滿足於民間童話故事。這一時期湧現了一批傳奇和曆險小說，作者並非有意為兒童創作，然而這些小說卻贏得了兒童的喜愛。當然，曆險小說的出現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海外探險與殖民思維也是分不開的。
在西方兒童文學還沒有完全進入文人創作的時代，民間故事的改編成為很多兒童讀物的基本狀態。格林兄弟就是這方麵的典型。雅各布·格林（1785—1863）和威廉·格林（1786—1859），世稱格林兄弟，是德國著名的語言學家和民間童話收集大師。他們采集的《德國兒童與家庭童話集》享譽世界，其中，《白雪公主》、《睡美人》、《灰姑娘》、《小紅帽》、《野萵苣》、《藍火精靈》和《狼和七隻小山羊》等，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童話。說起格林兄弟，其實他們本來不是兒童文學作家，其中，哥哥雅各布·格林是一位德意誌語言學學者，他用終生的心血編纂的《德意誌字典》，可以說是一部傳達日耳曼民族精神的不朽名著。弟弟威廉·格林也是一位語言學家，他和哥哥一起在格廷根大學任哲學教授。從1812年起，他們開始將從各地搜集來的民間故事整理成《德國兒童與家庭童話集》。他們不像法國作家貝洛和鮑曼夫那樣給民間故事塗上貴族階級的倫理色彩，而是從故事情節到結構、語氣，都完全尊重群眾的創造，於是《德國兒童與家庭童話集》就得到了廣泛的歡迎。後來，《德國兒童與家庭故事集》就被稱為《格林童話》，成為與稍後出現的安徒生童話齊名的經典著作。
二、思想、藝術特征
《格林童話》是與安徒生童話並列的世界經典童話。它有著藝術和思想的雙重特點和價值。
它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極富文化內涵，能夠讓我們從多個角度透視曆史，思考現實，理解童年文化。從格林童話來看，童話裏的童年和兒童與我們現實生活的童年和兒童是有很大區別的。或者說，童話裏的童年和兒童是一種想象裏的童年和兒童，是幻想世界裏的童年和兒童，即是作家加入了文化內涵或成年人觀念的童年和兒童。如《狼和七隻小山羊》講述的山羊一家和狼的故事，七隻小山羊的形象就是童話裏的兒童形象。這裏的兒童和現實生活中的兒童一樣，要麵對“狼”的威脅，而“狼”其實就是對童年生活構成危險的成年人形象。《狼和七隻小山羊》裏展現小山羊的頑皮、天真、好奇和對大灰狼的毫不提防，就說明了童話講述者和改編者對純真的童心世界的讚美與肯定，這也是格林童話裏對理想兒童生命的一種想象。
雖然童話裏總是盡量地塑造一種理想的兒童生命或童年生活，但無論如何，童話裏的兒童都不是真實的兒童生命的呈現。童話裏的童年，是在杜撰的文字外殼下，所想象出來的童年，其兒童形象也是在文化觀念的觀照和規範下假想出來的兒童。在格林童話的《灰姑娘》裏，灰姑娘顯然就不符合一般的兒童形象。在這裏，她儼然是一個靚麗的青春少女形象，隻不過因為有了後母，而無法充分地享受快樂的青春少年時光，在愛情的道路上也注定要受到挫折。格林童話裏，講述了很多公主和王子的故事，這些故事看起來缺乏現實邏輯，好像離一般人的生活非常之遠，但它們卻受到很多讀者的喜愛。的確，格林童話裏這種理想的形象或理想的生活並不是現實生活中很容易達到的目標，但童話的願望就體現在這裏。
它的第二個特點，就是有著童話經典的屬性。就拿《白雪公主》來說吧，它是格林童話裏的名篇，與《小紅帽》、《睡美人》、《野萵苣》和《狼和七隻小山羊》等童話經常出現在中國的各種改寫本童書裏，德國、美國等還把它改編成了動畫電影，也受到廣泛的歡迎。但《白雪公主》和《睡美人》等經典童話在中國通常是被誤讀的：一是完全被解讀為教育主義的童話，認為它隻是傳達了善與惡的主題，教會孩子去做一個好人；二是完全被認為是成年人的故事，裏麵還有陰謀詭計，互相嫉妒，還有殺人的遊戲規則。這兩種誤讀，前者視其為“簡單的兒童文學文本”，後者則視其為“對兒童有害的讀物”。如果我們認真品讀、欣賞，就會發現，它並非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它既有兒童文學的審美屬性，也包含了很多文化的內涵，是一個既單純又複雜的意義世界。其實，《白雪公主》作為兒童文學的審美的文本，它有幾個方麵的特點：第一，它的主人公是兒童，即它講述的是一個女孩子的故事。白雪公主雖然生長在皇宮，但她是一個孩子，可惜的是，她的生母早逝，因此她不得不和後母一起生活，但後母的嫉妒使得她麵臨殘酷的成長環境，因此這個童話探討的是一個孩子的生存問題，表現的是兒童成長的主題。第二，從敘述結構來看，它采用的是傳統的經典童話的“三段式敘事”，白雪公主麵臨了三次生命危險，後母對她進行了三次迫害。“三段式敘事”是經典童話的基本故事模式，符合民間口傳文學的特點，也適合兒童閱讀接受。第三，它采用了經典童話常用的對比的表現手法。第四，《白雪公主》裏充盈著一種對童年生命的關愛，有兒童關懷和兒童立場。以上這四點正是一部童話經典所具有的屬性，因此它足以被歸入經典的兒童文學，自然也受到了兒童的喜愛。
當然，格林童話的文化內涵和經典屬性並不是簡單的，還有很多方麵值得分析。因此，在對《白雪公主》、《睡美人》和《小紅帽》等進行兒童文學的審美解讀後，還要盡可能地從文化的角度進行分析，這樣就能充分認識到格林童話的價值與意義。
第三節 大仲馬及其《基督山伯爵》
一、生平和創作
亞曆山大·仲馬（俗稱大仲馬，1802—1870）是法國浪漫主義劇作家，更是以曆史題材為背景的法國通俗小說的傑出代表。他秉承曾是拿破侖軍隊著名將領的父親的共和主義理想，憎恨波旁複辟王朝，積極參加七月革命，反對波拿巴政變。流亡布魯塞爾後還大力支持意大利民族英雄加裏波第的革命鬥爭。因父親早逝，家境困窘，他隻上過幾年學便很早出外謀生。他當過見習生、抄寫員、小職員，“在別人娛樂或睡眠的時候”刻苦學習種種科學知識，對戲劇、詩歌、小說，特別是歌德、拜倫、司各特的作品，尤為熱愛，並於1829年開始創作。
他先是寫浪漫主義戲劇。要者有描寫國王亨利三世和首相吉伊茲公爵權力鬥爭的《亨利三世及其宮廷》（1829）、寫複辟時期男爵夫人阿黛爾愛爾維跟貧民詩人安東尼愛情悲劇的《安東尼》（1831）、寫拿破侖從土倫到厄爾巴島經曆的《拿破侖·波拿巴》（1831）。這些劇本，以其反封建、頌共和的政治觀念和衝破古典主義呆板教條的藝術創新，使他成為當時的著名劇作家。
19世紀初，法國報刊連載小說空前繁榮。在司各特曆史小說的影響下，他從30年代中期開始，改寫以曆史題材為背景的係列通俗小說。成果甚豐，共200餘部。要者有描寫17世紀紅衣主教跟國王路易十三尖銳鬥爭的《三個火槍手》（1844）、有暴露複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時期社會黑暗的《基督山伯爵》（1845）、有反映法國君主政體腐敗滅亡過程的《紅房子的騎士》（1846）、有表現大革命前後法國政治動蕩的《沙爾尼伯爵夫人》（1852）等。作品先在報刊連載，再編集出版，雖不盡符合曆史真實，但多用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方法寫成，且常在社會政治鬥爭中貫穿動人的愛情故事，情節迷離曲折，描寫如實具體，因而大受讀者歡迎。
成名後，大仲馬收入钜萬，可惜私生活不檢點，又揮金如土、慷慨好客，致晚年入不敷出、窮困潦倒，病死在私生子小仲馬家中。為彰顯其巨大貢獻和紀念其誕辰200周年，法國政府於2002年舉行隆重移靈儀式，將其骨灰移至專奉偉人的先賢祠。
二、《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又譯《基督山恩仇記》）是大仲馬通俗小說的代表作，1845年8月開始在報章連載，近一年半才載完。現已被譯成多種文字，數度被搬上銀幕，成為世界上擁有眾多讀者的名著之一。
小說的故事開始於王政複辟時期。1815年2月，“法老”號貨船上的年輕代理船長埃德蒙·唐戴斯在回到馬賽港前，受病死途中的原船長之托，到厄爾島去給囚禁中的拿破侖送信，拿破侖又托他帶一封信給巴黎的拿破侖黨人首領諾瓦蒂埃。埃德蒙對信件內容全然不知。回來後，船主莫雷爾擬提升他為正式船長，他正興高采烈地跟戀人梅爾苔塞斯舉行婚禮。不料覬覦船長職位的貨船押運員唐格拉爾和正在追求梅爾苔塞斯的漁夫費爾南，卻合謀給馬賽代理檢察官維爾福送去一封誣告埃德蒙是“拿破侖眼線”的告密信，致使埃德蒙當場被捕。因諾瓦蒂埃是維爾福的父親，奸詐的維爾福怕此事影響自己的前途，便不經審判把埃德蒙投入政治重犯監牢。埃德蒙在暗無天日的監牢裏待了十四年，受盡種種苦難，幸跟1811年無辜打入死牢的博學、睿智的法利亞長老秘密挖地道相識，從法利亞長老的分析中初步獲得遭難的原因，並從他那裏學到了很多社會和科學方麵的知識。法利亞長老病死後，他巧妙地乘機鑽進包裹法利亞長老屍體的麻袋，讓獄卒扔進海中逃脫。獲救後，他找到了法利亞長老告訴他的意大利紅衣主教密藏在地中海基督山荒島上的億萬財富。接著又用八年時間在馬賽、巴黎、希臘各地詳盡地了解案情，搜集證據，網羅助手，喬裝打扮，並化名辛巴德水手，給曾經多次幫助他和厚葬他父親的正直船主莫雷爾送去數十萬法郎及一艘設備齊全的“法老”號複製船，使其免於破產身亡。然後到1837年，即七月王朝時期，才化名基督山伯爵，以金錢、意誌、智慧、能力為武器開始進行報仇。這時，費爾南因政治投機和出賣恩主希臘總督阿裏帕夏，已成了將軍、貴族議員和德莫爾塞夫伯爵，並娶了梅爾苔塞斯為妻。唐格拉爾靠貪汙軍款、投機股票也成了百萬富翁、銀行家、男爵和議員。維爾福靠投機鑽營和溜須拍馬更成了榮譽勳章獲得者和巴黎首席檢察官。麵對如此顯赫的敵人，埃德蒙並不使用慣常的凶殺手段，而是通過種種合法途徑，使其自我毀滅。對費爾南，他先是在報上接連透露其出賣恩主和販賣恩主妻女的罪行，繼又安排恩主女兒海黛在議會裏作證使貴族院判決他犯了“背叛、弑主和欺淩罪”。從而使其聲譽掃地，妻兒背離，絕望自殺。對唐格拉爾，他先是操縱股市使其瀕於破產，又安排其妻與維爾福的私生子、無惡不作的苦役逃犯貝內代托冒充外國親王卡瓦爾埃蒂向其女兒歐也妮求婚，並在盛大婚禮上當眾揭穿，使其無地自容、妻女隱遁。當其偷盜500萬法郎濟貧款逃跑時，還讓強盜勒逼其吐出全部贓款，致使其精神崩潰、鬢發全白。對維爾福，他先是當眾揭示其跟唐格拉爾夫人私通並企圖殺害他倆私生子貝內代托的罪行，又暗中授意其妻配製慢性毒藥為獲得遺產而毒死其嶽父、嶽母及老仆，還假扮比索尼神父和阿弗裏尼醫生見證此毒殺的全過程。真相大白後，維爾福終因假麵全裸、刺激過重而發瘋，其妻也因畏罪而跟小兒子一道服毒自殺。最後，埃德蒙把自己的全部財產贈給船主莫雷爾的兒子馬克西米利安，又說服正跟馬克西米利安相戀的維爾福的女兒瓦朗蒂娜把維爾福的全部財產捐贈給巴黎貧民，自己則帶著海黛乘船永遠離開了這個“魔窟”巴黎。
通過這個複雜紛繁的報恩複仇故事，小說在較大程度上展現了王政複辟時期和七月王朝時期法國的社會現實，並十分清楚地顯示了作者的社會改良理想。
其一，王黨肆虐、虎狼當道。王政複辟時期保皇黨對拿破侖及拿破侖黨人恨之入骨，凡跟拿黨有牽連的人，不管有據無據一律大肆追捕，妄加殺戮。埃德蒙僅跟拿黨傳遞一封不知內容的信件，便不經審判被長期打入黑暗死牢。伯都西奧的兄長因曾在拿破侖軍隊中當過下級軍官，便被複辟王朝凶殘殺害。集在米蘭侯爵客廳裏的保皇黨頭目僅風聞拿破侖要重返巴黎，便驚惶萬狀，力主把拿破侖關押到遙遠的赤道附近。到七月王朝時期，高踞政治、金融、司法界的頭麵人物費爾南、唐格拉爾、維爾福，更一個個具有背叛弑主、貪汙盜竊、投機鑽營的罪惡曆史，又具有販賣人口、唯利是圖、表裏不一的無恥品行，還大都擁有私通、賣俏、下毒的家庭成員。他們作為當時統治法國的金融貴族集團的代表，掌控著國家的主要命脈，高高在上、窮奢極欲、左右時局、為所欲為，把政治、金融、法律乃至道德、人心、公道等統統踩在腳下。就連正直、寬厚、經商25年享有“光榮名譽”的老船主莫雷爾，在他們的擠壓下最後也瀕於破產自殺。因此，小說借主人公基督山伯爵之口，說巴黎是“人間地獄”，他來此的任務是“鏟除毒瘤”。
其二，金錢荼毒、人欲橫流。在金融貴族統治的社會中，金錢是左右社會的主導力量，同時也是腐蝕人心的致命毒藥。巴爾紮克曾在《人間喜劇》中對此作過全麵揭露，本書對此也作了大量描寫。費爾南在叛賣恩主希臘總督阿裏帕夏後，為獲得40萬法郎的巨款，又在奴隸市場上販賣恩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海黛。唐格拉爾為獲得巨額財富，先是極力主張把女兒歐也妮嫁給冒稱有巨額財產的苦役逃犯，後又盜竊500萬法郎濟貧巨款逃跑。維爾福夫人為獲得維爾福父親諾瓦蒂埃及前妻父母聖梅朗夫婦的巨額財產，竟不惜私配慢性毒藥把他們毒死。在下層人物中，類似情況也屢見不鮮。裁縫卡德魯斯為獨占珠寶，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把珠寶商和自己的老婆一同殺死。維爾福的私生子苦役逃犯貝內代托，為獨占贓物，又在黑夜把合謀盜竊的養父卡德魯斯殺死。這一切，正如巴爾紮克的名言那樣：“沒有一個作家能寫盡金銀珠寶下的醜惡”。
其三，懷念拿破侖、向往人性善。麵對上述現實，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大仲馬的社會理想顯然不會投向正在廣泛流傳的空想社會主義和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而隻能定格在主張共和、製定法典的拿破侖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善良人性之上。為此小說寫諾瓦蒂埃和拿破侖黨人對拿破侖一直忠心耿耿，寫人民大眾對“百日政變”全都歡欣鼓舞，寫莫雷爾船主對拿破侖的垂詢“感激不盡”，寫埃德蒙老父親的生命“隻靠對拿破侖的希望維持”，寫法利亞長老聽到“百日政變”失敗的消息時表情“極為沮喪”。這一切顯然意在用拿破侖時代來跟當前這個王黨肆虐、虎狼當道的現狀進行對照。此外，小說在大力讚揚老船主莫雷爾正直、高尚、具有“光榮名譽”的同時，還特意描寫維爾福的女兒瓦朗蒂娜、費爾南的兒子阿爾貝、唐格拉爾的女兒歐也妮，全都具有跟其父輩完全不同的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質——瓦朗蒂娜誠摯、鍾情，忠心照顧癱瘓的拿破侖黨人祖父；阿爾貝率直、單純，了解父親罪惡後即跟母親一道憤然出走；歐也妮沉靜、嫉惡，蔑視父母的醜惡行為，毅然和女友一道離家去從事藝術工作。這一切，也顯然意在用善良的人性來跟金錢荼毒、人欲橫流的社會抗衡。然而已成過眼雲煙的共和製及隻具理想性質的人性善良，顯然不可能改變醜惡的現實，大仲馬對此也不無感受，因而在小說末尾，又隻能向讀者發出空洞的“等待和希望”的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