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蘇聯文學誕生於十月革命，它貫穿蘇聯社會曆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不閱讀和了解蘇聯文學，就無法感性、形象地解讀蘇維埃政治體製下俄羅斯民族的曆史嬗變和俄羅斯人的精神生活。蘇聯文學先後經曆過國內戰爭時期、恢複建設時期、衛國戰爭時期、解凍時期以及其後的“公開性”時期等不同階段，大體上包括無產階級文學（亦可叫社會主義文學）、傳統現實主義文學和現代主義文學。在創作思想上，蘇聯文學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主導，同時也存在著現代主義和其他文藝思潮。本章重點講述蘇聯文學的曆史成因、發展概貌和創作實績，重點評析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蘇聯文學前期成就顯著，作家們繼承民族文學優良傳統，在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指導下進行創作，主要成就集中在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人的創作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蘇聯社會的曆史變遷與轉型，蘇聯文學進入了新的探索、實踐和發展階段，解凍題材、道德題材、戰爭題材、工業題材、農村題材、“不同政見”題材作品相繼湧現，恰科夫斯基和索爾仁尼琴的創作標示著蘇聯文學在不同思想走向、不同題材抉擇、不同藝術追求方麵所取得的實績和成就。
學習本章內容，應縱向聯係19世紀俄國的文學傳統，橫向同20世紀西歐、北美乃至亞洲地區的各種文學現象聯係起來加以比較分析。同時需要思考和把握蘇聯文學作為人類文化遺產的曆史價值和認識作用。
第一節 概述
20世紀是人類曆史發生天翻地覆大變化的時代。國際上的風雲變幻，共產主義運動的波瀾起伏，政治新格局的不斷出現，意識形態領域的動蕩多變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文壇上各種文藝思潮的相互作用和影響，一同規定著20世紀文學的發展軌跡。
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社會矛盾處於激化狀態，經濟危機和世界大戰使傳統價值觀念發生動搖，作家們普遍遭遇思想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蘇聯在革命和建設上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極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進步作家。法西斯主義在德、意、日等國的興起，更加擦亮了作家們的眼睛，新老作家普遍向左轉，以無產階級作家為核心的龐大的左翼作家隊伍很快形成。隨著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革命的高漲，革命文學在崛起，無產階級作家隊伍也在不斷擴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戰爭中法西斯主義滅絕人性的大屠殺，20世紀5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的平穩發展，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曲折，特別是1991年蘇聯解體，這一切也極大地影響著20世紀文學的發展。
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創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同時誕生了蘇聯文學。蘇聯文學有著鮮明的特征：繼承了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結合時代的新要求，不斷進行新的探索，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戰鬥性和樂觀主義色彩；植根於十月革命後的社會生活土壤，站在時代的高度，運用無產階級思想觀察和描寫現實，表現新的主題和新的人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規定為文學的基本創作方法，要求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曆史地、具體地描寫現實，並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人民；個人崇拜、極左思潮導致文學受到過多的行政幹預，對現實主義作了狹隘的理解，忽視包括浪漫主義在內的非現實主義文學，諷刺性作品曾受到冷落排斥，並忽視文藝的娛樂、審美功能。
蘇聯文學的發展，隨著重大的社會變遷和文藝思潮的演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一、1917年至20世紀30年代初
十月革命勝利之後，蘇聯國內階級鬥爭極其尖銳複雜，文藝領域內的鬥爭也異常嚴峻。作家隊伍複雜、文藝思想混亂、派別林立、團體叢生，相互論戰不已。除十月革命前夕成立的“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外，影響較大的還有“謝拉皮翁兄弟”、“崗位派”等。他們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永不休止的論爭，導致了20年代上半期蘇聯文學界的複雜現實。為匡正思想偏激，結束混亂局麵，使作家能集中精力致力於創作，促進文壇的繁榮，俄共（布）從文學論爭的實際出發，先後頒布了一係列文件，鮮明地體現了既反“左”又反右的辯證觀點，對統一當時蘇聯文學界的思想、廣泛團結作家隊伍、加強黨對文學的領導、促進無產階級文學事業的繁榮和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後，不同團體和流派的作家思想上有所接近，一大批“同路人”作家向黨組織靠攏，一大批年輕作家迅速成長，無產階級文學隊伍迅速壯大，這就為蘇聯作家聯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除了高爾基的創作之外，綏拉菲莫維奇（1863—1949）的《鐵流》（1924）、富爾曼諾夫（1891—1926）的《恰巴耶夫》（1923）以及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毀滅》（1927）等史詩式的作品，也是在這個時期問世的。
馬雅可夫斯基的長詩《放開喉嚨歌唱》（1930）揭開了20世紀30年代詩壇的序幕。別德內依（1883—1945）、葉賽寧（1895—1925）、勃洛克（1880—1921）等著名詩人，都從不同角度撥動時代的音弦，唱出了蘇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聲。當時小說創作逐漸趨於繁榮，主要作品有拉甫列尼約夫（1891—1959）的《第四十一》（1926）、布爾加科夫（1891—1940）的《白衛軍》（1925，未全文發表）等。表現勞動熱情，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品如革拉特柯夫（1883—1958）的長篇小說《士敏土》（又譯《水泥》，1925）開始出現。左琴科（1895—1958）的諷刺性小說《一本淺藍色的書》（1934—1935）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戲劇創作也出現了初步繁榮，較著名的戲劇作品有：特列尼約夫（1876—1945）的《柳波芙·雅羅瓦婭》（1926）和《涅瓦河畔》（1937）、維什涅夫斯基（1900—1951）的《樂觀的悲劇》（1933）等。
馬雅可夫斯基是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詩歌的奠基人，是一位以詩歌為武器的宣傳鼓動家和詩壇上的革新者。他的主要詩作有長詩《穿褲子的雲》、革命抒情詩《向左進行曲》、長詩《一億五千萬》等。國內戰爭時期，他投身於“羅斯塔之窗”的革命宣傳工作，兩年內寫了600多首詩，在揭露敵人、鼓舞人民鬥誌方麵發揮了巨大作用。他的諷刺詩《開會迷》受到列寧的高度評價。1924年創作的長詩《列寧》標誌著詩人的創作進入了新的階段。長詩《列寧》塑造了革命導師列寧的光輝形象，歌頌了列寧對俄國革命的巨大貢獻，表明列寧及其事業將永垂不朽。1927年，詩人寫成長詩《好！》，這是繼《列寧》之後的又一力作。《好！》描寫了蘇維埃共和國從誕生、鞏固到繁榮昌盛的全過程，被譽為蘇聯革命的英雄史詩。他的諷刺喜劇《臭蟲》和《澡堂》尖銳抨擊了種種不正之風。1930年發表的《放開喉嚨歌唱》是他從事文學創作的綱領和20年創作的總結。
二、20世紀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
1934年召開了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建立了蘇聯作家協會，確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蘇聯文學的創作原則和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在這種曆史條件下，作家們積極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生活中去，以各種不同的體裁、各自不同的體驗創作出了大批作品，蘇聯文學出現了一個被稱為“紅色的30年代”的局麵。阿·托爾斯泰（1883—1945）《苦難的曆程》（1922—1941）寫出了知識分子同人民的結合過程。奧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932—1935）揭示了新人的成長。克雷莫夫（1908—1941）的《油船“德賓特”號》（1938）描寫平凡勞動者的不平凡功績。長篇小說創作的繁榮標誌著蘇聯文學的成熟。法捷耶夫（1901—1956）不僅在其蘇聯文學“裏程碑式”的作品《毀滅》（1926）中展現了烈火煉真金——投機革命者要被淘汰、敵對分子要被革命清除、真正革命者將在鬥爭中成長的主題，更在長篇小說代表作《青年近衛軍》（1945）中描寫克拉斯諾頓地區共青團組織“青年近衛軍”在老一代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跟德國法西斯占領者進行英勇卓絕的鬥爭，塑造了以奧列格為首的機智、勇敢、堅強的青年革命者群像。
20世紀30年代的肅反擴大化導致一些作家被捕，阿赫瑪托娃（1889—1966）和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等人的作品，當時均未能問世。
衛國戰爭中，作家們以他們的鮮血和生命創作出了大量的各種體裁的作品。特瓦爾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長詩《瓦西裏·焦爾金》（1941—1945）、戈爾巴托夫（1908—1954）的小說《寧死不屈》（1943）、西蒙諾夫（1915—1979）的中篇《日日夜夜》（1944）、法捷耶夫的長篇《青年近衛軍》、柯涅楚克（1905—1972）的劇本《前線》（1942）等都反映了蘇聯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
這個時期，文藝評論的嚴重錯誤和極左路線，給文壇帶來一定危害。對左琴科、阿赫瑪托娃的粗暴批判，不但嚴重傷害了許多作家，大大挫傷了作家們的創作積極性，而且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粉飾生活、回避矛盾的作品大量出現，巴巴耶夫斯基（1909—2000）的小說《金星英雄》（1948）、波戈廷（1900—1962）的電影劇本《帶槍的人》（1937）等即是此類作品。這種不良現象和惡劣傾向，直到斯大林逝世以後，才在1954年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得以比較徹底地糾正。盡管這樣，這一時期仍有波列沃依（1908—1981）塑造英雄人物的《真正的人》（1946），柯切托夫（1912—1973）描繪工人家庭的《茹爾賓一家》（1952）等佳作問世。
三、20世紀5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20世紀50年代之後，蘇聯文學進入了一個精神更新期。當時，蘇聯文藝界展開了對“無衝突論”的批判，接著，政府當局進一步號召蘇維埃文學和藝術“積極幹預生活”，“大膽地表現生活的矛盾和衝突”。於是，一批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中各種矛盾的作品出現了。蘇聯當代文學的“第一隻春燕”奧維奇金（1904—1968）的農村特寫《區裏的日常生活》（1952）打出了“暴露文學”的旗幟。作者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深刻概括和剖析，大膽提出了戰後農村存在的官僚主義使農民失去生產積極性的社會問題。作品發表後，立即在評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其後，特羅耶波利斯基（1905—1995）的《農藝師手記》（1953），田德裏亞科夫（1923—1984）的《伊凡·楚普羅夫的墮落》（1953）、《不稱心的女婿》（1954）和《死結》（1956），女作家尼古拉耶娃（1911—1963）的《征途中的戰鬥》（1957）和《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1954），紮雷金（1913—2000）的特寫集《1954年的春天》（1955），杜金采夫（1918—1998）的小說《不是單靠麵包》（1956）等一係列以“寫真實”著稱的作品紛紛問世。列昂諾夫（1899—1994）的長篇《俄羅斯森林》（1953）被稱作半個世紀以來俄國人民的真正史詩般的作品。小說通過主人公林學家維赫耶夫的坎坷一生，極力探索人生幸福的哲理，揭露社會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俄羅斯森林”作為一種象征貫穿於作品始終。
作為新的曆史階段標誌的是愛倫堡（1891—1967）的中篇小說《解凍》（1954）。隨著這部小說的發表，“解凍文學”思潮出現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了新的解釋，為一大批受過批判的作家恢複了名譽，左琴科、阿赫瑪托娃、布爾加科夫等人的作品得到了出版。解凍文學的主要作品還有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1957），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1962），特瓦爾多夫斯基的長詩《焦爾金遊地府》（1962）等。索爾仁尼琴的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描寫了蘇聯集中營的生活，開啟了“集中營文學”的先河。
愛倫堡的小說《解凍》寫的是1953年冬季至1954年春天這段轉折時期某工廠發生的變化。小說塑造了一個自私、保守、僵化的官僚主義典型茹拉甫遼夫。他是工廠廠長，但從不關心工人的死活，隻追求高指標，結果造成了工人死亡的嚴重事件而被撤職，妻子也和他離異。由於題材的敏感和重要，反映的是“關心人”、“愛護人”這一主題，很富有時代性，這部小說發表後產生了重大影響，很快出現了一批類似的引人注目的作品。西方評論界把這股文學潮流稱之為“解凍文學”，認為小說的結尾“你看，到解凍時節了”的“解凍”影射斯大林“個人崇拜”時代已經結束，“春天就在眼前了”。
“解凍文學”思潮的出現標誌著文學方向的重大調整，開啟了文學反映現實生活的另一途徑。在“解凍”思潮推動下，帕斯捷爾納克寫出了經過長期構思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該書於1956年曾向《新世界》雜誌投稿，未能發表。1957年，這部作品在意大利出版後引起轟動，很快譯成15國文字。1958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授予作者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小說以十月革命前20年到革命後十年的重大曆史事件為背景，描寫了知識分子日瓦戈從投身革命到對革命後的現實不滿的過程。他既反對反革命白匪軍的慘無人道，又不讚成革命的暴力，思想彷徨，命運坎坷。小說在蘇聯國內反應強烈，作協立即決定開除帕斯捷爾納克的會籍，共青團中央書記要求驅逐作家出境。在這種情況下，帕斯捷爾納克以公開信的形式作了檢討，宣布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
1956年底，肖洛霍夫的著名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發表，成為文壇的一件大事。該作品高舉人道主義旗幟，不僅暴露法西斯侵略的罪惡，更描寫了戰爭給普通人帶來的悲劇，在蘇聯當代文學中具有開拓意義。此後，這類作品紛至遝來，它們在藝術上震撼人心，催人淚下。
20世紀60年代前後，一批青年作家崛起。一些受《一個人的遭遇》的影響而重視細節真實、描寫衛國戰爭的作品問世，在戰爭題材的創作上取得了新的突破。這類作品大多以前線的“一寸土”、“彈丸之地”為背景，刻畫在戰爭歲月中普通戰士細膩的內心世界，感染力極強。著名作品有巴克蘭諾夫（1923—2009）的《一寸土》（1959），邦達列夫（1924—）的《營隊請求火力支援》（1957）和《最後的炮轟》（1959），貝科夫（1924—2003）的《第三顆信號彈》（1962）和《前線紀事》（1966），阿納尼耶夫（1925—2001）的《坦克成菱形前進》（1963）等。這些小說大都描寫普通士兵、下層軍官在戰場上的遭遇和真實的感受，描寫範圍較小，用他們的話說就是“一寸土”文學。這種作品時間跨度不長，但對戰地環境、戰爭氣氛描寫得非常逼真，因此又得名“戰壕真實派”。這派作家十分強調描寫的真實性，盡力克服粉飾現實的傾向，渲染戰爭的殘酷，突出普通人在戰爭中的不幸，描寫無謂的犧牲和人的求生本能等。這些作品，較之過去的同類題材小說，在對普通人的刻畫方麵大大前進了一步。
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蘇聯文學中揭露農村陰暗麵、鞭撻官僚主義、積極幹預生活的作品占主導地位，奧維奇金（1904—1968）是主要代表。50年代初他發表了《區裏的日常生活》（1952），之後又發表了《在前沿》（1953）和《在同一個區裏》（1954）等作品。《區裏的日常生活》通過包爾卓夫和馬爾登諾夫兩個區委書記不同領導作風的對比，揭露蘇聯農業管理中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等弊病，在蘇聯文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同一個區裏》矛頭不僅指向農村中的官僚主義，而且指向他們的後台——更高級、有資曆、與莫斯科的最高官員有聯係的人。奧維奇金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拓荒作用。
勃列日涅夫時期，在文藝政策上提出“既反對抹黑，也反對粉飾”的口號，要求文藝適應蘇聯的遠景發展規劃，適應發達的科學技術。這個時期的文壇趨於平穩，總的傾向是：強調寫“正麵人物”，寫“時代真實”，寫“生活的美”，大力提倡“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解，則是一種“真實地描寫生活的曆史的開放的體係”。在戰爭題材方麵，20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把描寫“戰壕真實”與“司令部真實”結合起來，既寫前沿陣地血肉搏鬥的激烈場麵，也寫高級指揮人員決勝於千裏之外的運籌帷幄，力求反映戰爭或戰役的全貌，對曆史事件進行綜合概括，表現出當代人對曆史事件的認識。這樣的作品人物眾多，上至大本營的最高統帥，下至戰壕裏的士兵，情節發生的地點忽而前線，忽而後方，因此多用複式結構，多層次多線索，形成了氣勢磅礴的曆史畫麵，被稱為“全景文學”或“全景小說”，代表作品有西蒙諾夫（1915—1979）的軍事題材三部曲（《生者與死者》、《軍人不是天生的》、《最後一個夏天》，1959—1971）、恰科夫斯基的《圍困》等。
西蒙諾夫的軍事題材三部曲，從一個側麵比較完整地反映了衛國戰爭從1941年6月德軍突襲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到1944年夏天蘇軍全麵反攻德軍，並把德軍趕出國境的全過程。小說對戰爭事件作了全景式描寫，在衛國戰爭題材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恰科夫斯基的《圍困》是戰爭題材小說中規模最大、篇幅最長的一部。全書180萬字，分五部，從衛國戰爭的前一年寫到1943年列寧格勒圍困被解除整整四年的戰爭過程。小說描寫了列寧格勒被圍困期間的日日夜夜，真實地表現了衛國戰爭中的重大戰役——列寧格勒保衛戰的真實情況。《圍困》像一部編年史，以列寧格勒保衛戰為主線，把前線戰爭與外交鬥爭以及蘇聯國內的生活緊密結合起來，塑造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希特勒、戈林、希姆萊、戈培爾等形象。
除了這些史詩般、全景式的長篇小說外，還有數量可觀的其他戰爭題材小說問世。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邦達列夫的《熱的雪》（1969），斯塔德紐克（1920—）的《戰爭》（1970—1980），貝科夫的《活到黎明》（1973）和《方尖碑》（1973），華西裏耶夫（1924—）的《這裏的黎明靜悄悄》（1969）等。
這十多年來，蘇聯文壇湧現出大量道德題材的小說，這些作品以其數量多、內容涉及麵廣而引人注目。1970年艾特瑪托夫（1928—2008）的《白輪船》發表，開始了道德探索題材的文學走向。《白輪船》用童話形式寫現代人的生活。小說通過一個男孩和他外祖父的悲慘遭遇，表現了“善”與“惡”的鬥爭，探討了人和自然界的關係。
除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外，影響較大的道德題材作品還有特裏豐諾夫（1925—1981）的《濱河街公寓》（1976），利帕托夫（1927—1979）的《伊戈爾·薩沃維奇》（1977），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麼？》（1969），田德裏亞科夫的《畢業典禮後的夜晚》（1974），邦達列夫的《岸》（1975）和《選擇》（1980）等。
《濱河街公寓》寫格列勃夫這個精於權術、陰險狡詐、見利忘義的野心家踩著別人向上爬的發跡史。作者用陰沉、激憤的筆調，批判了蘇聯社會上層的某些權貴人物，勾畫出雙重的生活圖像：一是人們所擁有的住宅、衣服、地位所造成的幻影，另一個是由人們的思想道德風貌所代表的真相。作者在這裏提出了淨化當代人心靈生活的重要問題。
拉斯普京（1937—）的中篇小說《活著，可要記住》（1974）是另一類的道德題材作品，它屬於道德反思、心理探索、良心譴責類型，提出了“人活著是為什麼”的問題。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表現破壞大自然、踐踏人類道德的《魚王》（1975）和特羅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1）等也屬於道德探索題材的優秀之作。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當局推行“公開性”和“民主化”政策，蘇聯社會風氣大變，輿論空前活躍。文壇紛爭迭起，派別林立，對曆史問題和社會問題的評價也眾說紛紜。文學創作在總體傾向上一反過去蘇聯文學以正麵描寫、歌頌和肯定為主的寫法，變成以暴露陰暗麵和描寫消極現象、揭露和諷刺社會弊病為主的寫法，文壇上暴露文學盛行。著名的作家艾特瑪托夫、邦達列夫、拉斯普京都卷入了這股浪潮。艾特瑪托夫的小說《斷頭台》（1986）第一次暴露蘇聯社會有吸毒、販毒和黑幫團夥等現象，邦達列夫的《人生舞台》（1985）、拉斯普京的《火災》（1985）和阿斯塔菲耶夫的《令人悲哀的偵探故事》（1986）等作品，也都深刻揭露社會陰暗麵並促人思考。20世紀80年代後期，社會動蕩劇烈，不少作家們無心筆耕，新作出現較少，倒是在發掘以往遭貶的作品並予以重新評價方麵，漸次形成熱潮並顯現出新的特點：首先是大量受過政治迫害、受到錯誤批判的作家恢複了名譽，左琴科、阿赫瑪托娃、布爾加科夫等作家的作品得到出版，揭露社會生活中的矛盾和問題的作品紛紛出現，蘇聯文壇形成了一股“回歸文學”熱。另有一種傾向是過去因遭到行政幹預被查禁的作品紛紛開禁，“曆史上”得不到出版和發表的暴露、針砭時弊之作，得到了出版與發表，如普拉東諾夫的《地槽》、布爾加科夫的《狗心》、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等，文壇出現所謂的“挖掘熱”，凡被“塵封”過的稿子都受歡迎。暴露文學作家受到讀者歡迎，作品印數激增，有的作品達到了一書難求的程度。接著，又擴大到把流亡國外的蘇聯作家的作品拿到國內重新出版，形成了“僑民文學回歸”熱，流亡的“持不同政見者”的作品備受青睞。另外，在大量“發掘”、“回歸”過去的非主潮文學作品的同時，也有人對一些曾經定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品進行“重新評價”，其結果導致了對舊有文學史觀念的否定，提出了“重寫文學史”的口號和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