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個時候，領導、群眾把營建三眼炮林場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作為一家之主，他無法接受這個重擔；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又怎能在這個節骨眼上退卻？麵對黨和人民的重托，麵對那個殘廢的家，他想了好幾個夜晚，不過還是去了，帶著一群漢子打著吆喝一頭紮進三眼炮的荒山之中，一去就是二十年……
作為苦生苦長的漢子，苦點累點並不算什麼，難以忍受的是大山的孤獨。樹苗矮的時候，他們還可以打著吆喝跟山下的過路客說說笑，樹木一天天高了，那吆喝聲也就隻有自己聽了。就因為他懂得這份孤獨、寂寞，他隻能把春節和親人團聚的機會一次次讓給他的場員，獨自在大山上度過二十個不尋常的春節。他何嚐不想和家人一起共度除夕的甜蜜，共享初一的歡樂呢？然而他畢竟是共產黨員，畢竟是一場之長，這種難言之苦，他隻能獨自吞下。
每每這個時候，他總要領著兩隻心愛的大黃狗爬上山的最高處，一碗飯、一碟菜、一瓶酒，眼望著家鄉的炊煙，耳聽著團年的爆竹聲，把酒灑向腳下的大地，說是祭祖也好，說是思親也行，總之，這就算過年了。此刻，他身邊的那兩隻大黃狗仿佛也耐不住山上的寂寞，迎著遠處的鞭炮聲汪汪直叫。毛世平再也無法控製自己的感情，把無限的相思、內疚、孤獨、寂寞化作一聲聲長長吆喝，那吆喝震徹山穀、震撼人的靈魂。
他也不是沒有情。他36歲那年，妻子不幸因病離開了人世，從此，他隻有跟樹木做伴。常言道：“男兒三十一枝花”，36歲不正是花正紅、花正豔的時候嗎？然而，對於當時上有老、下有小的毛世平來說，已失去了再愛一個女人的條件，以後，小孩慢慢長大，也相繼成了家。這時候，他也曾想再找一個女人做伴，然而林場本身就是一個男人的世界，他到哪裏去找女人呢？他隻能把自己的愛深埋在心中，和林子相依為伴。1988年，林業局一位領導得知毛世平的難言之隱，主動充當月下老人，約好雙方國慶節見麵。可是，這位“傻”場長卻因為未完工的間伐林錯過了赴約的時間，那女人覺得自己在毛世平的眼裏，還沒有幾根木頭重要，隻好幾聲讚歎、幾聲埋怨地放下了這個念頭。毛世平忙完了公事，心中一陣空虛。他好後悔，對著大山深處愴然地吆喝起來，那聲浪帶著他所有的愛，在林海中翻騰一陣子，也就永遠地消失了。
當然，他更不是不懂得孝，他隻是沒有機會，沒有時間去完成那份孝心。的確，自從他上山辦林場那天起，他就很少回過家。就連他母親垂暮之年，也未能去服侍幾天。1976年冬，兄弟幾次捎信：“母親病危。”他想插翅飛回家裏，可是，剛到半路，又因林場的一件急事被人請回山裏，他想半夜趕回家中，卻又因為一個場員得了急病，他隻好將他先送進醫院。就因為這種陰差陽錯，當他趕到家裏，家裏已設好了靈堂。他撲倒在母親的棺木前，眼淚像家鄉那清泉汩汩直冒。
他回到山裏，經常麵對母親墳地方向發呆，也經常麵對林子莫名其妙地吆喝，那聲浪充滿了內疚、充滿了慚愧，好像在問蒼天、問大地、問山林、也問自己：“這是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不就為了這片林子嗎？就在他那吆喝聲中，昔日三眼炮那不毛之地，變成了莽莽林海，一個綠色之夢已悄悄變成了現實；就在他的吆喝聲中，一萬畝林子已變成了家鄉的綠色銀行，小小的鄉辦林場已載入了林業建設史冊。但是，也就在他的吆喝聲中，當年毛世平的滿頭青絲已變成華發，高大挺直的身板已漸漸彎下腰去。他真的老了。不過應該看到，三眼炮年輕了，那碧波簇擁、綠蔭如黛的林海就是他生命的延續、人生的延續、青春的延續。親愛的朋友，也許在我演講快要結束的時候，毛世平又在那林海中吆喝。無論那是喜的吆喝，還是悲的吆喝；無論那是甜的吆喝，還是酸的吆喝，都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對綠色的呼喚。如果這種吆喝不隻是毛世平，而是千人、萬人，整個沅陵、整個湖南、整個中國，那排山倒海的綠色吆喝一定會迎來更加壯麗的綠色世界。
愛河，流淌著一支歌
本來不想提起她的丈夫，但又不得不提起她的丈夫。因為她心中那條流淌的愛河，是碰到丈夫石頭般的心，才打了一個拐，轉了幾道彎，彎得如此哭哭笑笑的。
1980年10月，為了滿足當時正在通道某地工作的丈夫感情需要，她告別了父母，告別了故鄉，告別了和她母女般情深的饒河學生，從萬裏之遙的烏蘇裏江畔來到了湘西南的侗鄉--通道民族中學。
一間陋室，滿眼陌生，唯一使她感到欣慰的是離丈夫近了。誰知她的丈夫並不希望她做一名優秀老師，而是一個“賢妻良母”。
她為難了。她多次想學著迎合丈夫，可是，性格生就了，想學也學不會。不久，他們的愛河中刮來了世俗的狂風，丈夫以她不會生孩子為由，拆掉了愛的小橋。
唯一的情感依托失去了，湯堅貞再也堅貞不起來了。她傾聽著風雨橋頭的風雨聲，侗寨鼓樓的琵琶聲，好像到處都在訴說一個不該發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