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字子贍，又字和仲，自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生於北宋中期，即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理寺丞（相當於最高法院院長）程文應的女兒，書香門第出身，因從小耳濡目染，故品德、學識都相當好，蘇軾很幸運有這樣的母親，因此他能夠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蘇序等人對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後其弟蘇轍也誕生了。如果依照蘇洵編纂的“蘇氏族譜”記載，蘇家的祖先最遠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蘇睬道，然而真相難以確定，但可證實蘇軾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蘇斬。
蘇軾的父親蘇洵誌在科舉，然而他開始做學問的時間太晚了，大約是在蘇軾出生後的時期，他已經年過而立，結果是屢試不中，隻能感歎自己懷才不遇，因此他對蘇軾、蘇轍兩兄弟的期望很大。蘇軾出生後不久，蘇洵便到京都去遊學，所以蘇軾一直到八歲都沒有受到過父親的言傳身教。他最早由母親啟蒙，後來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慶觀道士張易簡為老師，與鎮上的百餘名幼童一起學習。蘇軾和其後成為當地小吏的陳太初經常受到私塾先生的褒獎。當時中國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請家庭教師在家傳授學業，蘇軾與鎮上的孩童並坐讀書的道觀私塾則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場所。在私塾裏就讀的孩童都是商人和農民子弟，蘇軾在私塾裏度過了童年，這培養了他的庶民性格，對他日後的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處。蘇軾在天慶觀的私塾裏、讀了三年，十歲時母親教他念《後漢書》，讀到《範滂傳》時，他感慨很深。不自覺地就歎息起來，並對母親說：“做兒子的如果也像範滂，母親高興不高興？”程氏說：“你如果真能像範滂一樣，我難道不能像範滂的母親一樣感到光榮嗎？”由於蘇軾從小天資聰穎，因此他在母親的教導下進步的非常快。
蘇軾在二十歲前一直在故鄉眉山專心學習。仁宗嘉祜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蘇轍在父親的陪伴下初次離開眉山，並趕赴京城參加科舉考試。這一年順利地考上預備考試的兩兄弟，又一起參加第二年春季的科舉，蘇軾一舉進士及第。此次科舉考試的知貢舉（監考官）是當時著名的文壇領袖歐陽修及梅堯臣，歐陽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當時文壇浮華不實的流弊，當他讀到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的文章時，十分驚訝，以為是自己的學生曾鞏的作品，本來想取第一名的，考慮很久，為了避偏袒之嫌，終於取了第二名（後來原先應是第二的曾鞏，反倒成了第一），蘇軾的春秋對義則考了第一。殿試（皇帝親自口試）時，他獻上二十五篇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賞，於是將蘇軾評為翰林學士。歐陽修當時對人說：“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意即“我要避開他，好讓他出人頭地”，可見歐陽修當時拔擢後進的愛心。後來，蘇軾及蘇轍均拜歐陽修為師。
東坡在赴京考試以前，已經在家鄉結了婚。蘇軾母親程氏，在嘉祐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蘇家嘉祜四年，喪期已滿，父子三人再度搭船循泯江、長江水路赴京都。嘉祐六年，蘇軾、蘇轍二人在恩師歐陽修推薦下參加製科考試，這一年舉行的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考試。蘇軾以三等、蘇轍以四等的成績分別考中入選。製科的成績分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無以一、二等的成績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為最高分。相傳當時仁宗曾滿心喜悅地向皇後曹氏說道：“朕為子孫得兩宰相。”仁宗所說的兩人就是指蘇軾和蘇轍。蘇家兩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們的父親蘇洵也為此欣喜不已。
嘉祜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蘇軾出任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當於副知府。去上任時，蘇轍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邊的鄭新門才依依不舍地與兄長分手道別。後來蘇軾把當時所作的一首《留別詩》收集在自編《東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這首詩是自己的處女作。
他在鳳翔府判官任內的第二年春，由於很長時間不下雨，嚴重的旱災使百姓們生活困難。後來奉上級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後來果然下雨了，於是就在扶風官舍的北邊築了一個亭子，名叫“喜雨亭”，他也有感而發的為這件事作了“喜雨亭記”，並以輕快的筆調抒發了久旱得雨的喜悅心情。
英宗繼位以後，韓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麵上愛護蘇軾，其實有點妒忌他的才華，所以蘇軾辦事格外小心。為了應付山陵的需要，他編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順渭水東下，可是水太淺，木筏便停滯住了，他非常著急，花了五個月的時間才設法運出。後來又碰上西夏入侵，邊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應軍糧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於工作，蘇軾還得應付官場上的種種關係。由於之前所學的聖賢教誨與政治現實差距甚遠，作為一位初任官職的熱血青年，他感到無比的憂慮。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鳳翔的任期屆滿後，蘇軾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親及弟弟居住的都城開封。不料翌年他深愛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鄉貢進士的女兒，知書識禮，能詩能文，十六歲嫁給東坡，後來生下兒子蘇邁，可惜紅顏薄命，二十七歲就死了），不到一年，父親也跟著去世，帶著沉重的心情，蘇軾乘船運送父親及妻子的靈柩回到了故鄉眉山。
熙寧元年，神宗即位，服滿了喪期的蘇軾離開故鄉。翌年，出任監官誥院（掌管官吏辭令書的官）。此時，政治上已有了新的局麵，神宗為挽救麵臨困境的國家財政，任用王安石為相，並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蘇軾的政治思想較為保守，他雖不滿當時的社會現狀，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法製，而在於吏治，他希望能以較緩和的方式改革，若要變法，也應逐步進行，而非如王安石的變法那樣急於求利。所以他不斷上書神宗，呈奏《議學校與貢舉劄子》、《諫買浙燈狀》，後又上《上皇帝書》及《萬言書》，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蘇軾因而成為當時反對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舊法派的一員，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擠。甚至還有人誣告蘇軾販賣私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