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生活在宋代文壇呈現群星麗天、人才輩出的時代，他的文學活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緊密聯係實際，注重文學為社會現實服務。正因為如此，他的許多優秀作品及其進步傾向，才能發生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
歐陽修的詩歌創作題材也較為廣泛。有寫景詩，通過對祖國名山大川秀麗風景的描繪，抒發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如《黃溪夜泊》《望州坡》等。也有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揭露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殘酷剝削的罪行，這類詩現實意義較強，如《食民糟》，把“日飲官酒誠可樂”的官吏與“釜無糜粥度冬春”的貧民對比，並對“我飲酒，爾食糟”的不合理，深深感到內心不安。還有抒寫個人生活情懷和親朋之間的唱和酬答之作，如《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寄梅聖俞》《戲答元珍》等。他的詩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強調詩歌的思想內容，以為文章必須明道致用，達到古人立言不朽的高度。他不僅抨擊風雲月露、趨時阿世的作品，且對歎老嗟卑、專門寫個人牢騷的文章也很不滿。下麵以《戲答元珍》為例，談談他“窮而後工”的詩論主張對詩歌創作的重大影響。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
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
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
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詩的開頭兩句寫夷陵山城的僻遠，點明被貶地點，極言其遠。“未見花”，寫時令，以二月山城的料峭春寒隱約地烘托出詩人精神上的落寞寡歡。第三、四句寫山城早春的奇異景物。“殘雪壓枝猶有橘”的橘樹和凍雷威壓下破土而出的筍芽，形象地描繪出了橘、筍傲雪鬥寒的強大生命力，也透露出了春天悄悄來臨的消息。五、六句，流露了病中離鄉索居的感慨。“感物華”即有感於“殘雪”二句寫的景物。細加品味，“殘雪”“凍雷”盡管眼前貌似威嚴，然而，春的力量才是不可戰勝的。這是詩人政治上受挫，但並不消沉具體形象的寫照。結尾向丁寶臣，也向自己寬解說：咱們都曾在繁華似錦的西京洛陽做客，即使野花開得晚些，也無須感歎，表現出詩人胸懷若穀、曠達而不消沉的積極精神。
在這些詩中所反映的精神狀態，在一般過貶竄生活的封建文人中間是十分罕見的。正由於他有這種頑強不屈的性格和高風亮節的情操，他才能走出逆境，同時更有機會接近勞動人民，了解人民疾苦，為他後來的文學創作及理論上的探索打下堅實的基礎。
他在給梅堯臣的詩作序時，闡述了他關於詩歌的重要理論，提出“窮而後工”的詩論主張，這是歐陽修認識上的又一進步。這種主張實際是文藝與生活的問題，隻有深入生活，才能寫出好的作品。窮困的生活和苦難的遭遇，不僅是許多詩人共同的命運，而且是他們詩歌創作上的主要源泉。他指出，並不是作詩能讓人貧苦，而是艱難的境遇使詩人的抱負不得施展，於是便不能不將內心蘊藏的情感，設法用最準確和巧妙的語言表達出來。而這種觀點源遠流長。孔子提出“興、觀、群、怨”說，韓愈提出“不平則鳴”，白居易提出“詩歌合為事而作，文章合為時而著”，都強調了文學的社會功能，文學與社會的關係。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一文中寫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等曆史上的現象，指出孔子等之所以著文立說，都是因“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而“發憤之所為作也”。還認為前人寫文章“述往事”的目的在於“思來者”，啟迪後人思考，為後人提供經驗和教訓。這些觀點，不僅揭示了文章著述批判現實、啟迪後人的意義，而且也揭示了作家的生活道路、生活遭遇與著述的必然聯係，強調了“言為心聲，有感而發”的原則，高度地概括了封建社會裏遭受壓抑、排擠的失意文人大多是以自身生活道路的艱辛坎坷而寫詩著文來抒發胸中的鬱悶和悲憤的。歐陽修“窮而後工”的著名理論，可以說受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的影響的。同時，這與他個人的生活經曆和坎坷遭遇是分不開的。他的這種理論主張也是對白居易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繼承與發展，對後世詩歌的創作產生過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