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長年苦行，至此耗幹了精神，當年五月，武訓得了重病。他住在義塾裏休養，躺在屋簷下邊，不肯占用一間房子。最初幾天他不吃飯也不吃藥，每天隻喝幾口開水。據說，隻要聽見學生們琅琅的讀書聲，他那病弱的臉上就有著無限愉快的神情。
光緒二十二年4月23日，武訓病逝於禦史巷義塾。根據《清史稿》的記載：“（武訓）病革，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武訓含笑離開了世界，享年59歲。出殯之日，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遵照武訓遺囑歸葬於堂邑縣柳林鎮崇賢義塾的東側，漆黑的棺材是一個鄉紳捐出的上好的楠木，棺材上了十八遍漆，到了歸葬那天，雞才叫三遍，人們就早早行動，在武訓的棺材錢祭拜上香，那天漫天開始飛舞的是銅錢樣的紙錢，如淩空舞動的雪花，這是光緒二十二年的春天的雪，隻為一個聖徒的靈魂而落。
雪下著，天地一片素孝。
“起……”執事高喊，麵容肅穆。霎時，哭聲一片。
“啪！”
瓦盆四分五裂。武訓沒有兒子，但很多的學生在給武訓摔送老的瓦盆，十六個杠夫低低喊聲加勁，一具靈柩緩緩離地，載著武訓的靈柩要回家了，吹鼓手吹響兩把長號，淒涼高亢的樂聲衝天而起，鼓樂喧天。
執事揚手，一疊紙錢飛到半空，在最高處隨即散開，漫天飛舞，又與雪花一起紛紛揚揚地下落。
那些鄉紳和義學的孩子們打著招魂幡，抱著靈牌、冥器、花圈、挽聯、僧道、孝屬、親友，一行人浩浩蕩蕩護送著武訓回家。
吹打儀仗引來沿途的村鎮圍觀，人們知道是武訓先生，也自覺加入送葬的隊列，那天哭聲是一切的言語，隊伍漸漸變得龐大而蜿蜒，有十裏地。
“張莊賞錢四十吊！”執事高喊。
全體杠夫整齊劃一地隨聲應和：“哎！四十吊！”
“李村賞錢六十吊！”執事高喊。
全體杠夫整齊劃一地隨聲應和：“哎！六十吊！”凡是經過的村莊，大家都拿出賞錢送武訓一程，經過路口、河邊、橋梁、井台、祠廟時，紙錢都會揚起，又悠悠落下。沿途六十裏各村民眾自發設奠路祭，自動送殯者沿途來觀者人山人海，這就是最後的武訓。
在西方，差不多和武訓同時代，出現了叫一個菲斯泰洛奇的人，那時的歐洲，雖然貴族精英教育已很發達，但一般平民卻無法享受到。往往在一個村鎮找一個能讀能寫的人做村長就很難。菲斯泰洛奇，描繪當時歐洲瑞士的學校麵貌說：“這種教學像一座大廈，大廈的上層寬敞明亮，顯示了高超的技藝，但為少數人居住。中層居住的人就多得多，但沒有登上頂層的合乎人道的階梯，如果有幾個人奢望爬上頂層的話，那麼隨時可以看見他們，時而用手，時而用胳膊、腿試著往上爬，但這手和腳被一一折斷了。最後，大廈的底層居住著無數平民百姓，本來他們與最上層的人們享有陽光和新鮮空氣的同等權力，但是，他們住在沒有星光的小屋裏，不僅不能擺脫令人難受的黑暗，而且視線受限，雙眼變盲，他們甚至都不能仰望大廈的頂層”，就是在如此的境遇下，他開始在貧困的瑞士山區，一點點推行“平民教育”。
菲斯泰洛奇出生在當時歐洲的貧困山區小國瑞士，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傳教士的孫子，從小就被教育他如何用真誠、善良的心去無私地愛人們。菲斯泰洛奇一生都在教會孤兒院工作，處境屬於下層人，但他有一顆偉大的、慈愛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當一位受冷落的，意誌薄弱的初級教師，推著一輛隻載著一些基本常識的書籍，空蕩蕩的獨輪車，卻意外地投身一項事業，包括創辦一所孤兒院，一所教師學院和一所寄宿學校。做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筆錢，可是即使是這筆錢的十分之一，我也難以弄到……可是，就是這位地位不如牧童，形似乞丐的人，因循著對事業的炙熱追求，竟使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這個人口寡少、產業落後、政治黑暗的山區小國瑞士，一躍成為全歐享有盛譽的教育超級大國，引起各國教育專家和高層政要人士，雲集瑞士，觀摩取經，儼然如世人頂禮朝拜的“聖城麥加”。
菲斯泰洛奇在戰亂和貧困的社會底層，專門照顧那些失去父母撫育和家庭溫暖的孤兒，棄兒，病兒，弱兒，這群乞丐兒童和流浪兒童是無法與那些上流社會人士的子女相比較的。他描繪他所收養的兒童的情景：“大多數身體有缺陷，很多人有慢性皮膚病，使他們步履不便，或是頭上長瘡，或是衣裳襤褸，滿身虱子。很多孩子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目光無力，有的不知羞恥，習於偽善和欺騙；另一些孩子為不幸所折磨，變成猜疑、膽怯的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缺乏感情。”菲斯泰洛奇對這些被社會所拋棄，為常人所避而遠之的孩子，保持著極大的憐憫和同情，他是這些苦兒的奴隸和牛馬。
菲斯泰洛奇說，“即使最貧困和最被人遺棄的孩子，上帝也寄予了天賦的才能……在孩子粗笨害羞和顯然無能的背後，蘊藏著最優秀的才華，最珍貴的能力。在這些可憐的孩子接受真誠的愛心教育中，顯著的天賦才能真正地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