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老茶館，是掂量母親和這些老師的友誼，真是那句“君子之交淡若水”。據說成都的茶館文化盛行，是與當年南征的“八旗子弟”有關係。清兵南征，一批滿蒙子弟留在成都，他們生活的地區便是後來的“少城”，這些閑人，讓成都變成消費之都，遍地飯館茶館讓成都活色生香。我們家進成都就住在少城區，在將軍衙門後的西勝街一所公館裏住著全機關的家屬。剛進城的共產黨不是吃鐵杆莊稼的“八旗子弟”，在老百姓心中還真的很清廉。在我記憶中，不知跟著母親進了多少次茶館，但從沒有和任何老師一起吃過飯。“下館子”在那個年代是很奢侈的事情，沒有人動這個念頭。
跟著母親坐茶館的事情在1957年結束了。記得那兩天下班後，母親騎著車外出，很晚才回來。後來才知道，母親那兩天都在往學校跑，給她熟悉的老師朋友說一句忠告：“多聽少說！”記得有位老師在母親趕到他那裏的時候，他已因為經不住動員在大會上發過言了。這位老師姓黃，後來被劃為“右派”。
十年之後“文革”中，我們家再次遇到風浪，我獨自在成都為父親的事奔波。此時已被下放到大涼山的母親給我寫信，信中說，如遇到困難，生活無著，可以去找這幾個老師：九中的陳老師，十九中的張老師，還有附中的黃老師……
他們都認識我，記得我見到他們時，他們說一樣的話：“我認識你，你是張科長的兒子。”啊，那時，我隻是茶館裏讀小人書的孩子……
在大涼山的首府西昌城南十來裏，有個叫邛海的湖，湖西有座叫滬山的山，五十多年前，山下湖邊有一所學校，西昌師範學校，在這學校的一排平房中，有過我的家。那是“大躍進”後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的母親從成都下放到這個偏僻山區當一名教師。不久，我也從成都轉學到西昌，和母親一起生活。在下放以前，母親是省上一家刊物的副主編和某研究室的副處長，盡管在五年之前她受到過黨籍處分，降了職。但下放一事，沒有任何“新處分”的痕跡。她到西昌先是省教育口下放人員的“帶隊領導”。其他下放者到基層勞動了，她待在機關裏閑得沒事幹，又不願去監督巡視下放人員，於是就要求到學校當老師。不知是誰同意了，她就來到了這所師範學校。到學校後，她每月去領工資，發現自己比校長的多得多。她想，我來鍛煉的，於是她交了兩份申請，重新入黨的申請和要求把工資降到低於校長水平的申請。入黨的申請沒批，工資很快降下來了。從此她在大涼山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後，母親的黨籍問題得到甄別平反，恢複了黨籍和職務，但她下放問題和降工資問題“無法弄明白”。這二十年來她的檔案一直還在省上，她是真正地“自動下放和自動降級”二十年。
我從成都坐了三天的汽車，又讓一輛小馬車接到了這個家。
那時，這裏真荒涼。學校沒有圍牆，野獸常在房前屋後竄。大涼山剛搞過民族改革解放奴隸，社會治安也不太好，我到這裏一星期後，就出了一場凶案。師範校的邊上是民族幹校，那天民族幹校的會計從城裏領工資返校，就在師範學校下麵的小路上被人劫殺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讀了艾蕪的《南行記》，如果你今天讀這本書，就可以了解我那時的心境。
比蠻荒更直接的是饑荒。我到這裏後，正是全國的三年大饑荒。西昌是一個沒有大災的地方，除了夏天的泥石流，人們還沒有經曆天災的經驗。
在延安參加過大生產的母親，又在這裏讓我體會到許多難忘的事。
我們在門前的空地上種上了包穀，長得挺好，但周圍都是高大的樹木，沒的陽光，包穀稈就拚命地往上躥，老高老高，夏天第一場暴雨，它們就全倒了。我們在屋後種了南瓜。南瓜長得很大，二三十斤一個，又放得久，兩三個南瓜，就讓一個冬天，有了底氣。
饑餓年月，冬天特別難熬。越冷越餓，越餓越怕冷。在學校裏念書，一下課，大家就靠著太陽曬著的那麵牆，特別覺得“萬物生長靠太陽”“我們都是向陽花”真是唱到心坎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