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聯”從成立至1950年3月，在市委的領導下，主要進行了以下工作：開展大規模的學習宣傳活動；號召工廠以恢複生產、加緊生產為中心，帶動全市各行各業恢複正常秩序；發動群眾鎮反肅特，維護社會治安，保護國家財產；動員組織全市人民歡迎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接管城市；成為黨聯係群眾的紐帶和助手，協助起義當局保衛和管理城市，在迎接解放軍，協助接管城市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昆明地下黨自1926年建立以來，1930年遭到嚴重的破壞，1935年恢複重建後，經過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昆明成為抗日大後方的重要基地，抗戰中的“民主堡壘”享譽中外。在解放戰爭時期，由於認真貫徹黨的長期隱蔽精幹的方針，在複雜艱險的鬥爭中，黨的組織不斷由小到大，由弱到強，雖然經受反動派多次的鎮壓與破壞，黨始終在人民群眾中紮下了根。在城市工作中，黨領導的愛國民主運動日益高漲，配合全國解放戰爭，在蔣管區開辟了“第二條戰線”；在農村，黨領導發動各族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遊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促進和推動了盧漢起義。
昆明黨組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最根本的經驗就是：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三大法寶的具體應用和發展。由於共產黨始終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很高的威望。在黨的建設上，昆明地下黨能夠長期堅持不敗，是與黨組織的堅強領導和黨員的質量分不開的。黨始終保持自己的先進性、原則性和獨立自主的奮鬥精神，無論是一個黨員，一個黨小組，一個黨的支部，分布在那裏，就能和當地群眾結合起來，在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早在大革命時期，昆明地下黨就十分注意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成功地利用唐繼堯和其部屬四鎮守使之間的矛盾，取得“倒唐”鬥爭的勝利。抗日戰爭時期，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利用蔣介石集團排斥異已和地方當局的矛盾，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不斷提高。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始終堅持了黨的領導，獨立自主的開展工作。
由於統一戰線的擴大與發展，又掩護了黨的活動，做到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由於黨組織認真貫徹了隱蔽精幹的方針和“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群眾化)的政策，黨雖處於地下狀態，但能巧妙地靈活應用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相結合；上層統戰工作與下層群眾工作相結合；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相結合，團結了各階層的人民，擴大了黨的影響。黨員在打入國民黨的各種軍政機關和文化團體中，做到長期埋頭艱苦工作，一方麵使黨的組織十分精幹；另一方麵又盡量擴大黨外的活動，加強和人民群眾的聯係，在開展抗日救亡和反蔣愛國民主運動中，逐步形成“黨內小，黨外大”的鬥爭格局，雖然敵人千方百計妄圖破壞黨的組織，卻找不到共產黨在哪裏。
直到1947年黨領導的雲南人民遊擊戰爭開展後，城市愛國民主運動便與農村武裝鬥爭相結合，形成了城鄉一體化的反蔣愛國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鼓舞了城市的愛國民主運動，也掩護保衛了黨的組織。在“七一五”和“九九整肅”事件中，大批在城市暴露的共產黨員和“民青”骨幹分子，都疏散到農村參加遊擊戰爭和根據地建設，既保存了黨的骨幹，又提高了部隊文化素質。在統一戰線中，無論對地方實力派、民族上層，地方士紳，各界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都能正確區別對待，做好爭取團結工作，因勢利導，發揮其不同派別、不同時期的積極作用。
在反蔣鬥爭中，始終把地方實力派作為中間勢力進行爭取；在民族工作中，注意爭取通過上層，發動群眾，在統一反蔣的旗幟下，尊重民族風俗習慣和現存的社會製度，在廣泛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就更能促進和推動上層工作的開展。由於堅持民族團結、民族平等的政策，聯合各民族共同反蔣，在昆明及全省建立了各民族統一的反蔣武裝，對“邊縱”武裝鬥爭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中共昆明地方組織較好地堅持了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根據上級的指示，結合昆明的實際，在總結過去革命鬥爭經驗的基礎上，實事求是，不斷探索實踐的結果。總結過去的經驗，對我們今天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