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我所要求於文學理論的，是具有完善的理論結構，具有獨創的範疇係統，具有周延的曆史闡釋力的體係，例如黑格爾式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學說體係，而不是在一般的意義上所講的文藝思想、理論觀念、美學立場，我所要求於文學理論的，不僅是這些，還要有完善的文學理論形態——文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的係統的理論闡釋。但是正是在這一點上，我是極為失望的，劉再複的“性格組合論”體係，梁實秋的新人文主義體係均缺乏應有的理論氣勢，前者是弗洛伊德主義、柏格森主義等現代人本主義思想在中國的衍生，而後者是白壁德新理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翻版，而且它們在理論形態的完善性上都有嚴重的欠缺。即使是在20世紀中國現代文論史上影響最大、意義也最大的胡適的白話文學觀、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觀等思想也和外國的思想太近，前者和龐德的思想有直接的借鑒關係（如他的“八不”），後者其實隻是19世紀以來流行於歐美的人本主義思潮的中國化而已，它們具有相對的理論價值（對於中國五四文學），但對於世界文學理論批評史而言其絕對意義就要大打折扣。
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史上太多對於歐美文學理論思潮的模仿、移植、嫁接，而缺乏獨特創造。人類的否定活動分成兩類：“不能創造自己的生存性否定”和“能創造自己的本體性否定”，用在文學理論方麵，它要求，一個真正文學理論家必須具有本體性否定的力量：離開對文藝現象的群體性理解──建立一個自己對文藝現象的獨特的理解體係的衝動。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對中國傳統文論的否定是徹底的，例如五四人對中國傳統詩學進行了徹底的“批判”，但是五四文學理論的這種“批判”隻是停留在“反叛”的層麵上，它否定了中國傳統詩學，但並沒有真正地走到“創造”的境界裏去，而是在“否定”中包含了“肯定”──在五四人那裏否定中國古典詩學意味著肯定西方現代詩學。他們堅持的是 “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的魯迅式的“拿來主義”。
魯迅式的“拿來主義”是20世紀中國文論思維的一個重要的結症，它使中國人的文論探索顯得急功近利，使“創新”沒有成為真正的否定本體論意義上的“創造”。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理論正是缺乏這種否定的精神，這也是中國近100年以來缺乏真正的的文學理論大師的原因。
如何立足於漢語言本位、建立新的麵向21世紀的漢語言詩學？任何有責任感、曆史感和理論熱情的人都應當適時地思考這一問題了。20世紀中國文論總體上講對中國漢語言詩性特征是漠視的，在整體思路上是西化的。當代中國漢語言文論體係應當有它自己的既不同於傳統又不同於西方的嶄新特性，應當有它自己當代性的詩性語法法則。如果，我們的文論不能對世界理論貢獻出獨特的具有漢語言詩學特色的範疇和體係，貢獻出獨特的漢語言文藝思想、解釋圖式，那麼我們的文學理論必然不能在世界理論之林中獲得存在的地位。
就此談到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對中國文學史的解釋能力。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不能全麵解釋中國20世紀文學發展史，這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但是這樣的事情恰恰發生了，直到目前為止，20世紀中國沒有出現一本令人心悅誠服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更無談一本《中國文學通史》了。我們有自己的獨特的文學史觀嗎？我們有自己的不同於外國的文學史治史標準和模式嗎？沒有？我們相當多的文學史著作對文學曆史實際上是盲視的。黃修己先生統計，解放以後中國人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有幾百部，這個量讓人吃驚，同時他們的盲視、短見、雷同也一樣讓人吃驚，沈從文、張愛玲這等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數的大家，曾幾何時，在中國人自己的文學史著作中缺席，他們要通過美籍華人夏誌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內銷，才為國內的作家認可，從這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虛弱，在史觀上的缺乏獨見，在史識上的缺乏個性。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在這方麵是有極大的欠缺的——到今天為止它尚沒有產生一部能夠真正地整合中國20世紀文學發展史，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作出令人信服的體係性闡釋的內在自恰的個人性的文學史著作（當然這不是說它沒有產生自己的文學史研究成果，如集體編著的文學史成果，又如教材性的文學史成果等等，這些方麵的成績從某個角度講當然是可觀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文學理論思想的原創性的缺乏。